我亲历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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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国际政治研究 2015年08期

孔寒冰 张卓 整理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亲历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是1949年，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有一个对我们国家非常友好的国家，它就是“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提起这段往事，特别是后来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话就长了。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其中许多是人们不可预料的。比如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愿意说这么一句话：希望将来去北京上大学。为什么要到北京来上大学呢?因为可以见到毛主席，“求学赴北京，要见毛主席”。这个口气挺大的了，过去人们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我们要有一个“中国梦”，有些事情是要敢于做这个梦。经过一段时期努力，梦也许会实现。当然，要实现“考学赴北京，要见毛主席”这个梦想，光靠我自己的想象是不行的。首先是新中国的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只是一个穷孩子，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才可能有这个机会。其次，我还得努力争取学习成绩好一些。很幸运，我在1953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仅过了一年，就被选派出国留学。当时留学生主要是到苏联去，也有一部分去东欧国家，当然，还有极少数去亚洲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像朝鲜、蒙古，那时候越南还不算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从现在算起整整一个甲子，阿尔巴尼亚跟中方提出来希望中阿之间互换留学生。这一年也刚好是中阿建交以后第一次互派大使。现在，我们在世界上跟170多个国家建交，但不意味着每个国家我们都有大使，有的就是一个参赞或者一个外交官在那里支撑门面。建国初期，派一个大使去建一个大使馆还是需要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国原来在阿尔巴尼亚没有大使馆，阿尔巴尼亚在中国也没有。1954年，双方决定在对方的首都建大使馆，同时，增强其他方面的来往。首先就是文化交流，主要内容就是选派留学生。根据当时的协议，中阿双方“各互派两名留学生”。两个中国学生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派两个学生到我们这里来。

开始时，我虽然被选派出国留学，但到哪国去并没有定。后来宣布，我跟其他一些人到罗马尼亚去。学什么呢?学外交，因为罗马尼亚的大学有外交系。可过不久，有关方面又通知我们说，罗马尼亚大学的外交系是保密专业，不对外开放。于是，我没能去成罗马尼亚。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向我们表示，欢迎中国学生去阿尔巴尼亚，两个当然好，更多也没有问题。于是，我们六个人就到阿尔巴尼亚去留学了。

现在去阿尔巴尼亚，从北京出发，飞机当天就可以到了。当年，我们去阿尔巴尼亚要走多长时间呢?我写了那么几句话，叫“出国境、跨洲界、经五国、渡六海、行万里”。“出国境”指的是中苏两国的国境，即走出中国、走出苏联。“洲界”指的是过亚洲到欧洲。“经五国”指的是九天九夜乘火车走完苏联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然后又到现在乌克兰的敖德萨，从这儿再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最后到阿尔巴尼亚。“渡六海”指的是从敖德萨出发乘船经过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爱奥尼亚海和亚德里亚海。那时候，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天上过不去，火车也没有。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南斯拉夫关系不好，飞机飞不过去。阿尔巴尼亚自己还没有火车通到边境，所以要“渡六海”。“渡六海”用了三周共21天，最后才到达了阿尔巴尼亚。整个行程有万里之遥。

到了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开始学阿尔巴尼亚语了。六个人都在阿尔巴尼亚语上先打基础，然后学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各方面知识，如阿尔巴尼亚历史、地理、古代和现代文学，等等，当然主要是学习语言。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学这个小国语言有什么大用处。经过了两年八个月，我就被调回国开始工作了。组织上要我接待阿尔巴尼亚各界代表团，其中，包括给毛主席、周总理当翻译。后来我就讲，阿尔巴尼亚这个小语种也派上了大用场。

离开中国之前，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去了以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四周被所谓“帝、修、反”国家包围着。国内有关领导还专门给我们打招呼，派你们六个小伙子去，如果一旦“帝、修、反”国家武装进攻阿尔巴尼亚，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上山去跟阿尔巴尼亚人打游击，去抗击外来的敌人。所以，怀着这样一个思想准备，我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离开我唯一的老母亲，因为我家里没有其他成员了。到了阿尔巴尼亚以后，我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阿尔巴尼亚人对我们也确实是很好。最近，我们当年中阿互派的留学生为纪念60周年编了一本文集，我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不忘阿国母亲之心和师生之情》。天下母亲一个样，天下母亲慈善心。在文章中，我讲述了在阿尔巴尼亚碰到的母亲如何款待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孩子们，阿尔巴尼亚老师是如何教我们学阿语的。我特别回忆了阿尔巴尼亚的三位母亲和三位老师。

1955年元旦，一位阿尔巴尼亚同学邀请我和另外一个叫崔仁顺的中国同学到他们家去过年。那天傍晚，新年之夜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走进人家的小院子，还没进屋就听到有新年的乐曲声，他家窗户上还挂了红色的灯。家里有收音机，放着音乐，还有闪光的小灯。总之，有一种新年的气氛。一进门，阿尔巴尼亚同学的妈妈就跑着迎上来，和我们亲亲脸。她说，孩子们，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过年，希望你们把我们家也看成是自己的家。她听说我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孤身一人在家，眼圈就红了。她向我们介绍了她家的情况，有些情况跟我家也很类似。这位老妇人带了两个女儿，一个上了大学，一个高中将要毕业。早些年，她丈夫因为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前穷，自己又没有工作，就出国流浪去了，后来再也没有音信。她听说我的父亲是被侵华日军炸死的，一下子就产生了同情心。她说：“唉呀，现在我们才知道，日本就像德国一样那么坏。”阿尔巴尼亚是被意大利、德国占领的。我们在她们家度过了一个晚上，她把家里最好的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新年第二天，当我们向她告别的时候，她还特别叮嘱我：“你新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你妈妈写一封信，就说在远离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一位母亲就算是她的妹妹，问中国的老姐姐好。祝你新年快乐，请你放心，你的孩子在我们国家是会有人照顾的。”遇到这样一个阿尔巴尼亚同学的母亲，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在文章中，我还回忆了三位阿尔巴尼亚的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对我们真是尽心尽力，不仅让我们学会、学好阿文，而且同样常带我到她家吃饭。她的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还命令我吃，不吃不行。有时候食物还在锅台上，她就让我先尝尝。所以，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尔巴尼亚的母亲之心和师生之情。其中，一个阿尔巴尼亚老师居然跟我有了特别的缘分。我在阿尔巴尼亚学习了两年零八个月以后，外交部因工作需要把我给调了出来，让我随阿尔巴尼亚一个访华的高级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其他两个老师因为我要回中国都显得依依不舍，但这个老师却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呢?原来这位老师是阿尔巴尼亚的民间艺术家，也是教我阿语的老教授。由于他是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的议员，所以也参加了这个文化代表团，跟我一路从地拉那飞到北京。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又修好了，所以，飞机先从地拉那到乌克兰的基辅，然后到莫斯科，再飞到北京。这位老师跟我一起回到北京，途中跟我讲：“我非常敬仰中国，也敬仰北京大学，当然更敬仰毛主席。”在毛主席接见这些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时候，我坐在毛主席旁边，第一次给他当翻译。讲了几句话以后，毛主席总是朝我看，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突然，毛主席向我提了个问题：“你讲的是什么外国话啊?”毛主席虽然不会外语，但经常接见外宾，用的主要是俄语，还有英语、法语，可能没有听过我讲的这个外国话。我说：“主席，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毛主席说：“哦?我们国家也有阿尔巴尼亚语的翻译了?那你的阿尔巴尼亚语在哪儿学的?”我就指着毛主席对面坐着的阿尔巴尼亚议会议长马尔科说：“我在他们国家学的。”毛主席郑重其事地对马尔科说：“谢谢你们帮我们培养了人才。”你看，这么一个伟人，党和国家的主席，对待我这么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如此看得起如此关心，所以，当时整个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其中有一个人更高兴，就是我的那位阿尔巴尼亚老师。他摸摸自己的八字胡，得意地说：“范是我的学生，今天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我也感到光荣。”在代表团访华的后期，我还陪同阿语教师访问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所以，每每回忆起阿尔巴尼亚的往事，我首先想起来的就是亲人和老师。外国的母亲对待孩子，外国的老师对待学生，都是一样的感情。

1957年，我就调到外交部了。我回国后探望了母亲，已经好几年没见她了，我还去看了我的母校北大，然后在外交部实习。我离开家乡到北京来上学时，她老人家在运河边送我上船。我先坐船后乘火车，从南坐到北，一直到北京。1957年秋冬季节，我作为正式的派驻人员到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一直干到退休，一辈子没改过行。

我在学习和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了中阿关系中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对外援助，说来话长，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有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新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三大”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里面也出现动荡、分化乃至最后改组。当时，主导一个国家一个党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国际主义是第一位的。如果这方面是一致的，那其他一切都好办。所以，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追求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社会制度，统一的政治诉求。只要有这些，相互关系就会处得很好，相互之间的支持和援助就多。就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而言，除了刚才说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社会制度、共同的政治诉求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一个是共同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这是意识形态里面一场重大的斗争。另一个是中国领导人对待小国有一种特殊的尊重、关注。我们出国前培训时，第一堂课就是教育我们要反对大国主义，千万不要跟人家耍大国主义。正是由于有这些因素，中国跟阿尔巴尼亚才建立起团结友好的特殊关系。

具体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从1954年中国在地拉那建使馆起，就开始对阿尔巴尼亚有援助了。1954年是中国建国五周年，阿尔巴尼亚建国十周年，阿尔巴尼亚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活动的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长瑟图拉。见到周总理的时候他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你们这个天安门广场缤纷的、红火的烟火，这么好看。周总理说，那我们就送给你们一批烟火吧。中方很快就派人装上车皮，就像刚才我讲的，三个星期就送到了阿尔巴尼亚。后来，中国还送给阿尔巴尼亚一轮船的食品和日用品。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学校里面基本没有实验室，我们的教育代表团访问完了以后，就帮助阿尔巴尼亚建立实验室。阿尔巴尼亚有多少个中学，我们就帮它建立多少个实验室，都是按照中国较大中学的标准装备的，阿尔巴尼亚方面不得不增加一些仓库存放中方援助的这些东西。阿尔巴尼亚的学校过去用黑板写字，但没有粉笔，是用石膏块，写字不清楚。学生用的铅笔也从国外进口。后来，中国一下子帮它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了粉笔厂，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多山之国，有的是原料。中国还帮助阿尔巴尼亚建了铅笔厂，不仅学校里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行各业用铅笔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另外，那个时候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来回的机票、车票通通都是中国出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了北京，参加完欢迎宴会之后，中方人员在客人休息前要做一件事，就是量一量他们的身材。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来就全部换了新装。中方做得真周到，阿尔巴尼亚每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人，衣服都给换新的了。这样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这个山鹰之国的城乡，甚至遥远的边境边区。所以，阿尔巴尼亚人当时对中国的印象特别好，而中国花的钱并不算多。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排行次序来讲，最多的当然是苏联，它对阿的援助差不多等于整个东欧国家援助的总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排第二位的是民主德国，排第三位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的援助最多位居第四。

到了20世纪60年代，整个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另外，中苏之间也发生了争吵，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影响了国家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开始时就同情中国，到最后跟中国站在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指挥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只有阿尔巴尼亚不听他的话。所以，赫鲁晓夫就想办法收拾阿尔巴尼亚，不断给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然而，苏联越是施加压力，阿尔巴尼亚就越向中国靠拢，而中国也就越积极地帮阿尔巴尼亚解决困难。就在1960年中国的国庆前夕，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阿中友好协会会长凯莱奇率领一个代表团访华。凯莱奇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他率团来访，大家都心照不宣。他访问中国不完全是为了友好而来，更重要的是寻求中方援助。当时，我作为翻译陪同他从地拉那飞到北京。中方超规格接待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代表团团长凯莱奇是阿尔巴尼亚的副总理、部长会议副主席，中方到机场欢迎的是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现场还有几百人的欢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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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后，可以这么说，阿尔巴尼亚有什么要求，只要提出来中国都满足，有求必应，甚至于无求也给。1961年，阿尔巴尼亚主管建筑工程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来华访问，主要还是商谈要中国援助的问题。他说阿尔巴尼亚的五年计划要落实了，原来苏联要援助3亿卢布，东欧国家援助3.5亿卢布，合在一起6.5亿卢布。由于同苏联东欧国家关系恶化，这些援助落实不了了。于是，中国将这些援助全盘接收了，而且中国援助的数量、质量，都比苏联东欧国家的要高、要好。这样，阿尔巴尼亚人心就踏实了。所以，在1960年11月的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霍查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公开挑战赫鲁晓夫，阿尔巴尼亚也与苏联分道扬镳了。就在这一年的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庆招待会，毛主席亲自出席。这可是一件大事，当时引起了各外交使团和中外媒体的注意。这一切都说明，1960年是个非凡的年头，中阿关系方方面面都在上升，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这样，从1954年起，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经亚，这一援助就是24年，直到1978年才停了下来。

在这期间，还有些特殊的额外增加的援助。比如说1968年，苏联纠集东欧一些华沙条约国家，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候罗马尼亚受到了威胁，阿尔巴尼亚某种程度上受到更大的威胁，好在有南斯拉夫作缓冲，否则，苏联早就派军队收拾阿尔巴尼亚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这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一个打击。阿尔巴尼亚在世人面前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全世界都对阿尔巴尼亚高度赞扬。中国也认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阿尔巴尼亚干了这么一件好事”。中国在此期间增加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1968年，中国一次援建阿尔巴尼亚30个项目。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时间长达24年，援助项目有114个。第一批叫作新建项目，也就是阿尔巴尼亚以前没有的项目，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新建。也就是说过去苏联、东欧国家没有提供过，只是中国给阿尔巴尼亚提供的项目，主要是钢铁和化工企业。其中，化工项目里包括化肥、烧碱、纯碱、酸、硫酸、玻璃、造纸和塑料，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新建的，阿尔巴尼亚以前不曾有过的项目，也是苏联、东欧国家不愿意援助的项目。

还有一些项目阿尔巴尼亚原来有，但它还想要得更多，中国援建的这类项目叫增建项目，如纺织企业。苏联帮助建立的地拉那纺织厂原来只有2万个纱锭，阿尔巴尼亚要求中国帮它扩建成10万个纱绽，扩大5倍。增建的项目中还有电力。过去阿尔巴尼亚小的水电站就是几万千瓦，后来要中国援建25万千瓦、50万千瓦的水电站，增加了好多倍。电力、煤炭、石油、基建、轻工、建材、通信和广播等领域里的许多项目都是这样增建的。

第三种援助是帮助阿尔巴尼亚解决难题。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待过的人和研究阿尔巴尼亚的人都知道，阿尔巴尼亚有一种镍铁矿石，镍和铁在一起的，分解不开，这个问题一直也解决不了，中国决定帮助阿尔巴尼亚。外经委主任方毅亲自抓这项工作，他自己也参与研究，最终找到了一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建了性能很高的铬铁冶炼厂。苏联东欧国家没有帮它，但中国帮了它，所以阿尔巴尼亚人高兴，中国人当然也很高兴。

1976年，中国帮阿尔巴尼亚炼出了第一炉钢，帮助阿尔巴尼亚建了大大小小6座水电站，到停止援助的时候装机容量为88.5万千瓦。此外，中国还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批的物资，100多万吨工业用钢材，180万吨粮食，上万台农用拖拉机；向阿尔巴尼亚派去了6000名专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2000名技术人员。中国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两条船，然后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合营的轮船公司，加上后来又买的一条，总吨位达2万多吨。

中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6000名专家都是从各个单位挑选出来的，他们在出国前都受过培训，要求他们要爱护阿尔巴尼亚一草一木，同阿尔巴尼亚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勤俭办事业、办工厂。这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德才兼备，好多人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期间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同行、老百姓的交口称赞。所以在那期间，中阿关系一年一个样，是升级版、创新版、扩展版。两国关系每年都不一样，表明中阿双方确实是都在尽心尽力呵护。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在这些中国援阿人员中，还有三位不幸牺牲，他们都是烈士。一个叫张宝玉，是中央广播电台派去帮阿尔巴尼亚搞电视台的，在达伊特山区架天线时坠崖身亡。第二个叫李德雄，在离地拉那不远的克鲁亚平原上被迎面而来的机车撞倒牺牲。第三个叫彭桂文，是阿尔巴尼亚语翻译，也是我的学生。当年，为了援助阿尔巴尼亚，懂阿尔巴尼亚语的人不够了，先是外交学院后来第二外国语学院都开始培养阿尔巴尼亚人才，但时间来不及，就搞速成。这些年轻人就阿语速成，我也给他们上过课，彭桂文就是其中之一。三位烈士中，我对彭桂文印象挺深，他每次到使馆都来看看我。他们去世时，阿尔巴尼亚方面非常重视。尤其是张宝玉，地拉那万人为他送葬，几百人到大厅里边张宝玉烈士的遗像前去悼念，上百人把他的灵柩送到墓地。这三位烈士墓前都立了像样的墓碑。他们去世时，中阿关系比较好，所以，阿尔巴尼亚人和我们使馆人员一起为他们送葬、扫墓。后来，中阿关系不好了，他们对三位烈士就不在意了，就不去扫墓了。为此，我还写过一首诗，后边两句是：“邦交融洽英雄送，关系恶化墓地凉。”我觉得特别可怜的是，三位烈士的家人没法去墓地扫墓，当时也没能前往阿尔巴尼亚为他们送葬。

当然，那些帮助了阿尔巴尼亚，同时自己也在阿尔巴尼亚的工地上接受了锻炼的人，回国以后都大展宏图。郭克礼先生回国以后不久就当了南化的总经理，后来又兼董事长，成了中国化工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王佩洲先生后来成为宝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宝钢是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陈之源教授来自浙江农学院，后来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们本来素质就高，出国又接受了锻炼，回来以后又碰上我们改革的大潮，所以大展身手，为国家改革开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那么多年的援助，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拉那市中心的文化宫是后来建起来的，地拉那市高层的大酒店也都是在中国援助期间建起来的，而且中国还帮助建了好多民居。阿尔巴尼亚看上去真是一年比一年好，有国富民康之感。阿尔巴尼亚市场上的商品也多了起来，而原来的商品非常贫乏。阿尔巴尼亚用中国的贷款从中国进口一些商品，所以，市场上就有飞鸽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蝴蝶牌缝纫机，等等。阿尔巴尼亚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欧洲最穷的国家，而且不是之一，但在中国的援助下，这个欧洲最穷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可惜，阿尔巴尼亚后来反华，中国也停止了援助。阿尔巴尼亚人均收入从800美元下降到200美元。

不过我也想说一下，援助问题也不完全是单向的。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当然是数量巨大的，按人均来算，平均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得到中国4000-5000元人民币的援助，如果4口之家就是2万元了。要知道，当时是20世纪60、70年代，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几乎没有万元户，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出现了万元户。但是，在这里我也要说，阿尔巴尼亚在过去也支援了中国。中国要在三个方面感谢阿尔巴尼亚的支援：一是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二是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三是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前两个支持现在看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当时看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就第三个支持而言，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每年都竭尽全力在联合国联合阿尔及利亚提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人称“两阿提案”。阿尔巴尼亚和第三世界的十几个国家每年都使尽了浑身解数、尽心竭力，终于帮助中国在1971年那届联大上恢复了联合国代表权。阿尔巴尼亚给予中国的这种支援不是一般的形容词能描绘的，的确是费了极大的努力。

阿尔巴尼亚对中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虽然小一点，但我也觉得值得一提。1964年，周总理第一次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时候，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表示阿尔巴尼亚要对中国赠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原来是1万株油橄榄苗。中国原来没有油橄榄，它的老家是在地中海周边。橄榄油也好，橄榄咸菜也好，都是地中海周边如希腊等国的特产。阿尔巴尼亚给中国1万株油橄榄树苗，还专门派了两名专家护送。乘长风、破万里浪，用轮船把它们运到了中国。油橄榄树的成活率也挺高，因为中方也很重视这件事情。周总理结束对非洲14国的访问以后，还专门到昆明，在郊区的海口农场亲自种植了油橄榄苗。后来，陕西、云南都种植了油橄榄树，其中一部分油橄榄长得很好。为了这件事情，周总理还在昆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的这两位专家，感谢阿尔巴尼亚赠送的这份礼品。他说，这不是一般的礼品，中国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的400倍，但拿不出来像油橄榄这样贵重的果苗。

我觉得在讲到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也应提及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支持。在讲中阿之间这个时候的特殊关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电影绝大多数都被批判了，外国的翻译片也不能演了，就剩下《地雷战》《地道战》等少数几部还能演。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一下子就看到了外国电影，如《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等等，那些关门闭户的电影院又恢复了生机。我记得《宁死不屈》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原来影片的阿尔巴尼亚语名字叫“nga dnjim mbi vdekje”，直接译成中文就是“胜利战胜死亡”，听着多别扭啊，所以我给它改了个名字，叫《宁死不屈》。电影改名字很正常，只要不影响大局就行。这部电影当时在中国非常走红，讲的是两姊妹被法西斯关在旧城堡里，经过一再的严刑拷打，但仍然坚持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的立场。在那个年代，中国主要是从阿尔巴尼亚进口影片，大约有20来部。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从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进口的。

阿尔巴尼亚对中国还有一项支持，知道的人可能更少。阿尔巴尼亚身处欧洲，尽管农业不太发达，可是，它有一批小麦种子来自欧洲，经过培育，长势非常好。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供了一批这样的小麦良种。中国在类似阿尔巴尼亚土壤的那些地方播种下去，促进了一些地区的小麦增产。这无形中也是对中国的一种支持，但只有少数知情人知道。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在我们谈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大规模的援助时，也应当把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援助支持说一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的支援帮助记忆犹新，我们后来到阿尔巴尼亚出差，阿尔巴尼亚朋友都会跟我们讲起这些事。我有一个高级外交官同事，有一次到杜拉斯去。他经过一个饭馆门口时，饭馆老板主动跟他打招呼，欢迎他到餐馆里用餐。老板说，请您进来吃饭，是因为您是中国人，还因为我的爷爷为来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做过厨师。这些事情很生动，说明两国人民记住了中阿之间的特殊友谊。

然而在那个时候，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党对外关系走向的主要是意识形态，是政治诉求。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走到一起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或者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是当时中国加大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主要原因。由于这场斗争的开展，苏联东欧国家都停止了原来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于是中国就接过了这个援助。另外，毛主席周总理对那些小国小党一向给予同情和关注，所以，中国后来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不断增加。总的说来，随着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深入，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不断增加。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并且撤回了全部专家，其原因就是中阿关系不好了。中阿关系为什么变得不好了?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方面有很大责任。首先，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不满。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中方先接待了尼克松特使基辛格博士，达成尼克松来华的协议。后尼克松就来华访问了。基辛格博士来了以后，中方及早就把相关情况通报给了阿尔巴尼亚，也通报给了越南等国。阿尔巴尼亚对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非常不满，这是中阿关系变坏的一个主要原因。阿尔巴尼亚有一个说法，反对美帝和苏修是阿中两国关系的基础，是阿中友好的基础。中国和美国拉关系，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中美勾结”，至少破坏了阿中友好基础的一半。在这以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批评就不断加码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批判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需要说明的是，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所有的批评也好，施压也好，中方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没有还击，真地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阿尔巴尼亚则变本加厉，到中国外交部交涉，递抗议照会等，但中方尽量不使矛盾激化。这样，才最终没有导致中阿断绝外交关系，只是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专家无法再工作下去了，于是就把他们撤了回来，相应的援助也停止了。

当时，我是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主要助手之一，是政务参赞。国内派来四架飞机把留在阿尔巴尼亚的几百名专家接回国。在撤退专家的时候，将军出身的刘新权大使提出，我们一定要把撤回专家的任务完成好，要安全顺利，一个都不能丢下。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所有专家都顺利回国了。回国以后，他们就从阿尔巴尼亚援外的场地转到国内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去工作了。

1986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第十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赴任后，按照惯例，新任大使要给国内写一个到任报告。我就从中阿两国关系角度写了一个题为《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的报告，得到了国内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认可。

我把20世纪50年代的中阿关系比作春天，暖意融融。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连苏联都说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特别有好感。这主要是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解决了很多现实的问题，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都是笑脸相迎。1960年以后，国际上大动荡、大改组局面促使中阿共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在这一时期，两国主要的领导人相互访问，彼此都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两国关系从暖暖的春天进入到炎炎的夏日。其实，像自然气候的夏天一样，政治气候的夏天也是不舒服的。阿方不断提出援助的要求，有的时候中国也感到很吃力，但还是举全国之力援助阿尔巴尼亚。有一次，周总理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到大寨去参观，想看看大寨人吃的是什么。山西省政府本想派些高级厨师搞宴会，周总理说，别搞了，让阿尔巴尼亚客人看一下大寨人是怎么生活的，就给他们做一个红烧肉和一个鱼，其他都是窝窝头等普通人吃的饭。周总理还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中国人民还处在困难的时期，希望你们提要求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周总理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其他代表团时也常常这样讲。比如，阿尔巴尼亚有个体操代表团来华访问，一看见中国有这么多的体育馆，就要求中国给他们也建那么多体育馆。周总理说，中国有几亿人口啊，打球、演出都在这些体育馆里，不能分得那么细，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投入这方面。中阿关系上的夏天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很热但也很不舒服。

逐渐地，我们对阿尔巴尼亚有些领导人的品性也产生了怀疑。我个人就不能理解，中国从来没有对阿尔巴尼亚使过什么坏心眼，可为什么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好态度同中国对它的援助不成正比。不可思议的是，阿尔巴尼亚的最高领导人还骂我们，说中国大使馆大部分的人都是特工部门派来的，这简直岂有此理。他们还怀疑阿尔巴尼亚国内有一些反党分子，是中国的间谍，中阿关系越来越不对味了。在中阿关系的盛夏酷暑里吹来的第一阵冷风是在1969年，也就是基辛格博士访华的一年多以前。1969年，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逝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人去吊唁，中国派了周恩来总理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希望从莫斯科去河内的途中在北京机场停留。开始时，中方没理这个茬儿，后来他再次提出在回国途中要到北京来。最后，中方同意让他来了。实际上，中苏之间一直就国家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这次是柯西金主动找上门来的。可是，阿尔巴尼亚对周总理在北京机场接待柯西金大表不满，当着中国领导人的面就提出了批评。这叫盛夏酷暑里边一阵凉风。我是这么形容的。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博士来了，尼克松也来了，阿尔巴尼亚就更为不满意。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中阿两国关系每况愈下。这种意识形态中的矛盾，就逐渐发展到中国对它的援助上边来了。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援助挑毛病越挑越多，甚至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旨在破坏阿尔巴尼亚经济。阿尔巴尼亚老这么讲，最后，中国只好说，既然你说我们给你援助是破坏你经济，那我们干脆就撤好了。这就是1978年7月7日中国政府给阿尔巴尼亚照会的一个主要内容。于是，中国政府就派了四架飞机，把我们专家都接回去了。这就是中阿关系中的秋天了。双方大使也都找借口离任了。当时，我在中国驻阿使馆当了****，代理大使。全馆就剩下了十来个精明能干的人，都是多面手。比如，我爱人既当会计又当行政主管人员。我们这些人都干得挺好，使馆上下团结一盘棋。那时候，阿尔巴尼亚媒体天天骂中国，那位反华的领导人亲自指挥。每天骂中国，把中阿关系骂进了寒冷的冬天。这种冬天持续了好多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变化。剧变后，阿尔巴尼亚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原来劳动党即共产党也不存在了，改成了叫社会党。国名也由原来的人民共和国改为共和国。但是，现在的阿尔巴尼亚的民主党也好，社会党也好，对中国都是友好的，中国对阿尔巴尼亚也不咎既往。阿尔巴尼亚新上台的总统、总理，不论是哪个党的，都不止一次地来中国访问。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总是感谢中国当时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看得起阿尔巴尼亚。霍查反华铸成了两国关系破裂的大错，但是，中国采取了骂不还口的态度，没有写文章反驳。所以，两国关系没断交。由于没断交，双方都注意修补。所以，80年代中期我去当大使的时候，南京化工集团在经济上帮我铺路，给阿尔巴尼亚建了一个年产10万吨的尿素厂。这是中阿之间第一个平等互利的项目。就这样，一个多雪的冬天以后，中阿关系又恢复到了春天。在80年代后期我离任的时候，中阿关系的冬天基本已经过去，早春二月正在姗姗来临。如今，中阿两国关系是友好的也是正常的。

本文根据2014年8月对范承祚大使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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