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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作者：王达
东北亚论坛 2015年08期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15.03.005
[文章编号]003-7411(2015)03-0048-(17)
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整整15个年头，
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
[智库|专题]。想必不会有人否认，中国是这一全球经济发展片段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①，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1]实现快速赶超式发展的中国自然而然地为全球所瞩目。近期，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受到全球的关注，特别是2015年3月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以及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先后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该行，使得亚投行这一中国主导下的国际多边发展融资体系的新成员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然而，与欧洲国家积极响应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及其亚太盟国日本对亚投行的态度耐人寻味。中国主导筹建亚投行的背景与战略考量何在?亚投行对于亚洲乃至全球经济有何意义?亚投行的运作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本文旨在沿着这一逻辑对“亚投行热”展开深入分析和理性思考，以期厘清歧义、辨明问题，从而对中国经济金融开放新战略的实施有所裨益。一、亚投行筹建的背景与进展
(一)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危机的爆发使得由2001年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带动的全球经济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戛然而止，全球经济随之进入一个漫长的周期性调整过程。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美、欧、日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全球经济协调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则被历史性地推到了前台，并不得不应对更加复杂和棘手的众多问题与挑战。
具体来看，美国经济在危机爆发后呈现出典型的低开高走态势。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在去杠杆化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中一度陷入技术性衰退和经济低迷，但却在2013年企稳并于2014年开始进入复苏周期。自2014年四季度以来，随着美联储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逐渐明朗，美元迅速走强并进一步提振了美国经济。与日渐向好的美国经济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依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潭的欧元区国家以及结构性改革乏力、增长前景黯淡的日本。欧元区的制度性缺陷使得其在应对2010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时缺乏良策，欧洲中央银行于2015年3月开始实施的总规模高达1万亿欧元的全面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仍是未知之数。日本“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一直引而未发，由此使得其早前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甚微，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迫在眉睫。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形势也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未遭受危机直接冲击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曾一度超过了发达国家，[2]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提高也使得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有所提升②；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国内结构性改革压力增大、外贸不振、投资疲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等。动态调整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
(二)亚欧经济整合战略即“一带一路”的提出
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倡议。“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发端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3]“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提出的亚欧经济整合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并非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长期以来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发展的理念在促进亚欧经济融合这一领域的具体体现。换言之，中国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宗旨，以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为切入点，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③这一目标。从具体的实施来看，这一战略将“以经济走廊为依托，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深化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伙伴关系”。[4]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应的融资平台建设被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是加强亚洲各国互联互通的突破口和主要途径。为此，中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4年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④，旨在以金融杠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提供支撑。
(三)亚投行筹建的进展与国际反响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14年10月，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⑤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标志着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这一期间，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以及约旦先后申请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增加至27个。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从而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发达经济体。在英国的带动下，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和奥地利先后于2015年三月下旬申请加入亚投行。韩国和澳大利亚在经过反复权衡后，也赶在2015年3月底之前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数量由最初的21个扩大到57个，遍及全球5大洲。⑥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国家对加入亚投行的积极态度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和日本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两国最初对亚投行的筹建较为冷漠。如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2015年3月17日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欲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都应在充分考察该机构的运行情况之后再达成最终协议。他还警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美国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的金融体系构成严峻挑战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美、日两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3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只要能够补充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遵守多边决策规则、贷款标准和保障政策，美国对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成立表示欢迎。亚投行与现有国际机构间的合作将有利于国际经济治理、环境与社会保障、债务稳定等方面的最高标准。美国欢迎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⑧。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15年3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引发全球热议，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关注由此骤然升温。国际主流媒体对英国此举及其引发的巨大示范效应给予了持续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在英国加入亚投行的次日，便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指出此举有利于加强英国与北京的联系并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⑨；该报在3月26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出加入亚投行这一美国明确表示反对的机构，是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全球权力中心东移的信号。欧洲国家急于加入亚投行表明，中国已经展示出了与其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日益成熟的外交能力⑩。3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为何美国抑制亚投行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为题，反思了美国对待亚投行的态度。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国缺乏颠覆现行国际金融组织框架的意愿和能力，美国不应对中国筹建亚投行采取抵触态度(11)。此外，美国《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家》、德国《明镜周刊》以及路透社等全球主要媒体均对此事进行了持续报道和评论，各方观点纷至沓来、不一而足。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二、中国的战略考量与意图
(一)以多边框架支撑“一带一路”战略
如前所述，中国主导筹建亚投行的一个重要考量是为“一带一路”这一亚欧经济整合战略提供金融支撑。显然，在多边框架下开展这一工作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也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利益的最优选择。首先，以开放的姿态提高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来源的广泛性，特别是邀请区域外的发达国家参与筹建，能够显著地提高亚投行作为一个独立国际金融机构的资信等级(由表1可见，区域外发达国家创始成员的主权信用等级显著地高于区域内创始成员国)，从而有利于放大金融杠杆，提高实际可利用资金规模，最大程度上地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金融支持。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疑需要聆听多方声音，顾及区域内众多国家的利益，亚投行建立起来的多边融资框架事实上也是一个各成员方沟通、协商的平台，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消除分歧，将“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落到实处。再次，尽管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的资本实力日趋雄厚，但中国在对外投资特别是国际发展融资领域仍然是一个新手，缺乏相关经验，人力资源储备、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熟悉程度等诸多方面仍有所欠缺。为此，在多边框架下，通过邀请经验丰富的区域外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筹建，有利于中国吸收和借鉴其丰富的经验，并显著提高亚投行的操作水准和国际形象。最后，亚投行透明、开放的多边框架有利于消除和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无端猜忌，例如中国利用一股独大的地位制定所谓的“中国规则”以及在对外投资中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并促进亚投行这一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新成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合作。
(二)助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主导筹建亚投行，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着深刻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考量。新形势下，中国亟须开展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确保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对内改革来看，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维持了三十年的主要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去产能化步伐，实现创新驱动型和内需拉动型增长已是当务之急。从对外开放来看，在美国大力推行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试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以沿海带动内陆为基本格局、以吸收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以建设“世界工厂”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开放战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灵活的方式和务实的态度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加快广大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并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为此，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应成为新开放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以亚投行为金融支点的“一带一路”战略，能够为中国的对外产业转移和海外投资开辟广阔空间，并盘活长期以来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发展基础等因素制约的中国西部经济，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5]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从而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的活力。[6]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率，进而日渐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可以期待的。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来看，亚洲国家有着占全球60％的人口，平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是一个庞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如果中国以亚投行为起点和契机，改善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加强彼此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往来，以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旦这一潜力得以开发，中国也无疑将成为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需要一个繁荣的中国，中国也同样需要一个繁荣的亚洲。亚投行将成为盘活亚洲棋局的关键一子。
(三)走出“美元陷阱”的有益尝试
应当说，中国曾经是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即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通过将本币钉住美元的方式获得了极为稳定的汇率环境，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实现了快速赶超式发展，并积累起了巨额的美元储备(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国债)。然而，这一发展模式的弊端是，中国经济形成了对美元体系的严重依赖，并由此陷入了巨大的风险之中。[7]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弊端暴露无遗。美联储推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面临贬值风险。对于中国而言，如果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庞大的存量美元资产就会随着美元贬值而缩水；而如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虽然支撑了存量资产价值，但却继续加深了对美元的依赖。这就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谓的“美元陷阱”(Dollar Trap)。[8][9]中国已经由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变为了最大受害者。
2008年以来，中国尝试通过各种途径破解这一难题，如在加快调整外向型经济增长步伐的同时，积极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然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和多年以来形成的产业布局难以在短时间内调整到位，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也由于美国的阻挠而进展缓慢。无论是新国际储备货币方案(如SDR)还是IMF投票权改革，都在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的干预和阻挠下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被动地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其在中美金融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中所处的极其被动的地位。[10]然而，历史经验和大量研究都表明，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进程，相当复杂、艰巨，且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试图谋求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从而卷入大国货币博弈的漩涡。[11]近年来，中国开始尝试在多边框架下使用美元储备开展对外投资，如参与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求改变长期以来被动购买美国国债这一近乎唯一的储备资产管理方式，提高美元资产储备的使用效率。此次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亦有此意。与上述方式相比，在多边框架下对外加大美元投资，既不涉及对美元本位制的改革这一敏感问题，又有利于积累国际投资经验和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这对于深陷“美元陷阱”且缺乏良策的中国而言，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三、亚投行对于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意义
(一)补充完善现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是一国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状况与一国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有效性高度相关。如阿绍尔(Aschauer，1989)认为，基础设施服务的可得性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12]其实证研究发现，一国基础设施状况的恶化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伯恩特和汉森(Berndt and Hansson，1991)以及莫里森和舒瓦茨(Morrison and Schwatz，1992)的研究认为，一国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13][14]诺顿(Norton，1992)的研究则发现，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讯条件的改善能够显著地促进一国经济增长。[15]类似的研究还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4)、于勒和魏夫曼(Rller and Waverman，1996)、坎宁(Canning，1999)、玛丽安妮(Marianne，1999)以及凯德伦和瑟温(Calderon and Serven，2002)等等。[16]～[20]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促进广大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无论是从全球层面来看，还是从亚洲地区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面对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现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所能实际动用的金融资源显得杯水车薪。从全球层面来看，在未来10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从目前的0.8～0.9万亿美元提高到1.8～2.3万亿美元(按区域以及部门分布情况参见图1)。[21]目前，政府预算和传统的私人部门融资依然是这部分投资需求的主要融资来源，而来自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ODA)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提供的贷款只能满足大约7％的融资需求，这一融资缺口每年将高达1～1.4万亿美元。从亚洲的情况来看，情况更是如此。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在2010～2020年这一期间，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并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现行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亟须改革：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现有融资平台的作用，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拓展更多的融资平台和渠道，扩大可动用的金融资源总量，以更加多样、灵活、务实的方式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在完善现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弥合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方面大有可为。事实上，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现行多边发展融资机构的融资领域都比较宽泛，如减贫、社会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社会环境等等(见表2)，而中国主导下的亚投行主要开展基础设施融资，二者的互补性是十分明显的。在亚洲范围内，亚投行的成立在客观上也将促进亚洲开发银行推进自身改革，从而更好地为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服务。
图1 发展中与新兴市场国家2010～2020年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情况
资料来源：Bhattacharya,A.and Romani,M.Meeting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The Case for a New Development Bank[C].Pres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eminar,Madrid,11[th] March,2013.
(二)促进亚洲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亚洲拥有40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的重心一直在西方，亚洲始终处于全球经济格局的边缘和外围。除日本和韩国以外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地域狭长、幅员广阔的亚洲走廊成为夹在大西洋板块和北美板块这两个发达国家聚集区中间的经济低地。受地理区位、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差异巨大，经济多样化程度高、一体化程度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下，任何国家都难以脱离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而单独实现经济腾飞。因此，东亚、南亚国家与中、西亚国家缺乏互联互通。这不仅束缚了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且已经成为制约亚洲国家合作共赢进而实现亚洲整体崛起的重要障碍。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多年以来迟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并逐渐陷入停滞，且有被货币互换等双边货币金融安排所取代之势。一方面，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以中、日、韩以及东盟国家为主体，印度等南亚大国一直未深度介入；另一方面，这一合作进程始终缺乏内生的驱动力，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遭遇了重大挫折。[22]而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大差异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低则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主导下的亚投行将业务领域明确定位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这将对缩小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各国内部来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率。特别是刺激其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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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http://www.lp1901.com)。其次，从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以及通讯领域的投资有利于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降低运输成本，便利通讯往来，从而促进区域内货物贸易和产业分工细化，进而以贸易带动金融和投资的跨国往来，促进各国金融市场发育并逐步加强各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提高亚洲经济体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因此，从亚洲经济全局和长远视角来看，“该子一落、全盘皆活”，即中国主导下的亚投行旨在盘活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最终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经济圈”。(三)破解东亚高储蓄难题、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如果将亚洲经济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一“经济体”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无法在区域内转化为高投资，从而支撑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亚洲经济始终面临着这一尴尬，即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国家的高投资缺口并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钉住美元进而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东亚国家的理性选择——东亚国家以产能输出(即贸易盈余)的方式向美国转移国内过剩的储蓄，将其转化为美元储备，从而实现储蓄投资的平衡。然而，此举的负面效应是：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面临麦金农所谓的“高储蓄两难”，即任何无法以本币提供对外融资的债权国都会出现货币错配问题；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债权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23]第二，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盈余方，从而成为诱发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的重要根源。有学者甚至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失衡。[24]尽管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高储蓄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需要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能够将其与过剩的国内储蓄相结合，通过亚投行这一多边发展融资平台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打通亚洲区域内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最终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亚洲资源、亚洲利用”，无疑将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做出巨大贡献。
(四)加快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步伐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确立了以“双挂钩”为主要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这一主权国家货币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盟约的方式成为全球货币。美国通过所谓的“三根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掌握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日、德经济迅速崛起等因素的作用下于20世纪70年代初解体，但这不仅未能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反而使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从而使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此后的40多年里，国际金融秩序再无重大变化，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也一直没有重大调整。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广大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近10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而现行的以美国为核心、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却无法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美国通过“一股独大”的份额始终牢牢掌握着对IMF和世界银行的主导权，进而实现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控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秩序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迫切性与日俱增。[25][26]但在美国的干预和阻挠下，这一改革进程非常缓慢且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备受诟病的IMF投票权改革为例，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2010年IMF投票权改革方案，美国也始终不放弃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这种无视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崛起的单边思维，令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异常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体现了一种增量改革的思维，即既然“存量改革”困难重重，不如从“增量改革”入手，在新思维、新规则和新框架下推动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使其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因此，亚投行既是发展中国家用“增量思维”助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尝试，也是“中国智慧”对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贡献。
四、亚投行运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困扰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而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来，经济问题政治化一直困扰着迅速发展的中国，并对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施加着负面影响。从市场经济地位评估到针对中国的跨国投资审查以及2003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人民币汇率之争等等。[27]中国一直疲于应对这些对经济问题的非经济诘责。事实上，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大国经济关系逐渐政治化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初，在东西方对抗有所缓和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逐渐成为一种实现国际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并愈发具有控制和协调国家利益关系的这一国际政治功能。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化与集团化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最为基本的特征之一。[28]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可以理解为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在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具有了政治功能，引起或加强了国家对“价值信仰、信念或意识形态分歧”的强调，或者对“国家之间实力、权力对比变化的竞争”的重视，乃至将其理解为“本国国内政治问题”的诱因。[29]
显然，由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倡议并主导成立亚投行，是一个从国际政治角度解读和发挥的再适合不过的题目了。例如，“中国试图凭借亚投行挑战美、日主导的以亚洲开发银行为框架的亚洲金融秩序”；更有甚者，“亚投行是中国挑战二战后确立的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表现”。尽管只要稍加思辨，便可发现这些观点在学理、逻辑甚至常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其无疑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这不仅不利于亚投行正常业务活动的开展并损及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而且还将导致“双输”甚至“多输”的后果，从而使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受损。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是一种大趋势，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渐深入的今天，对经济问题的过度政治化解读是有害无益的。
(二)治理结构、股权份额及投票权分配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特别是投票权分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其事关亚投行的决策机制和运作效率等诸多重大事项。根据目前可以得到的公开信息，正在筹建中的亚投行拟采用国际金融机构通行的做法——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级治理架构。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亚投行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决策重大事项。目前，亚投行各创始成员国正在研究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治理模式和经验，并将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设计亚投行的治理模式进行磋商。亚投行的治理框架应无悬念，但在高管选择等具体问题上，各方仍需沟通、协商，避免陷入零和博弈。
更为重要和敏感的是亚投行的股权份额、投票权分配以及决策机制的设计。根据2014年10月各方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中国作为发起方，为尽早启动亚投行，将在资本认缴初期最多提供500亿美元即50％的股权份额。但随着成员国的增加，中国的持股比例将会逐步降低(两种可能的募股计划见表3)。在投票权方面，按照目前的计划，亚洲区域内成员国的投票权约占亚投行总投票权的75％，区域外成员国约占25％。与主要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投票权的这一分配比例较好地体现了区域内、外成员国的利益平衡原则(见表4)。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将是亚投行投票权具体分配方案的关键。亚投行采用广为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所使用的“混合式”投票权分配方案的可能性比较大。即将投票权分为基础投票权和与各成员国的贡献相挂钩的投票权两部分，前者按照总投票权的一定比例在各成员国间平均分配，后者则按照各国的认缴份额等指标按照成员国一致认可的规则综合计算。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多边框架下既发挥大股东的影响力，同时又避免树立美国“一票否决”式的投票权威，是一个考验中国智慧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似乎有意淡化投票权在亚投行决策机制中的作用，而旨在与有关各方充分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上，以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决策重大事项(12)。这种摒弃地缘歧视、倡导平等协商的理念无疑是值得提倡的。当然，这需要中国拿出诚意并付出极大的努力，使亚投行成为谋求亚洲福祉的机构而非实现某个国家利益的工具。
(三)潜在的投资风险与挑战
亚投行的主要投资领域为基础设施融资。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周期长、难度大，因此融资风险较高，特别是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着诸多复杂因素的干扰。因此，开展跨国基础设施投资往往要求相关机构具有丰富的项目运作和管理经验、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入理解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性运用。亚投行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亚投行自身无法实现滚动融资等等；另一类则是由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如政府更迭引发的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导致的项目工程瘫痪、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等等。对亚投行而言，第二类风险尤其需要引起重视。长期以来，中亚和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不够稳定，大国利益的介入也使得地缘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民族和宗教信仰冲突不断，恐怖主义活动较为频繁，从而使亚投行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应对策略上来看，对于第一类风险，亚投行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即积极借鉴和学习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和做法，在这方面经验相对丰富的区域外发达国家成员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才，特别是吸引在基础设施项目管理、跨国法律事务、国际资本运作、国际事务协调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从而充分把控项目投资风险。对于第二类风险，则只能依靠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印度等区域性大国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可能面临的其他技术性问题
作为一个正在筹建中的多边发展融资机构，亚投行在技术层面还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环境保护、劳工利益、人权保障等问题，如何在项目投资中妥善解决在这些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各成员国的深度协调与合作。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历来对环境保护标准等问题较为重视。对于亚投行项目投资的环保标准，可以借鉴比较成熟的国际通行做法，例如实行项目投资分级制度，将拟投资的项目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可能对当地环境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或可能引起重大争议的项目，该类项目的投资决策须以通过严格、规范的环保评估为前提条件；第二等级为对投资所在地环境产生较小影响并能够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补偿和恢复的项目；第三类为对环境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投资项目。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一类投资项目制定具体的投资规范和决策程序。
其次，亚投行将面临如何放大金融杠杆、提高投融资效率的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发展融资机构单纯依靠成员国的初始资本注入开展投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利用金融杠杆才能够扩大实际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对于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而言，这点尤为重要。然而，亚投行的信用评级如何?未来如何利用债券融资、票据融资等多种手段筹措资金?如何实现长、短期融资的合理搭配?这些都是亚投行未来将面临的具体问题。此外，在扩大可贷资金规模的同时，如何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目前其贷款与资本之比为0.3，在表5所列的全球主要多边发展融资机构中排名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非洲开发银行的0.2)。亚投行应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方面有所突破。
最后，如何拓展多种融资方式，特别是调动私人部门参与的积极性，也是亚投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引入私人部门投资不仅能够扩大可利用资金的规模，而且私人部门对项目审查和投资回报更为敏感，更有利于加强项目管理和控制投资风险。私人部门投资的加入也有利于提高亚投行项目管理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促进亚投行的可持续发展。亚投行应当积极探索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亚投行应当积极与之开展合作。
五、对“亚投行热”的冷思考
回顾此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与评论，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时多，异口同声、论调一致时少。耐人寻味的是，此次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导亚投行筹建的反应小异大同——中国占据促进区域发展的大义、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是理性选择、美日不应对亚投行采取抵触态度、亚投行是中国对外战略取得成功的标志等等。国内也出现了非常乐观的声音，如亚投行是中国新金融外交战略的胜利。[30]事实上，面对持续升温的“亚投行热”，中国需要冷思考。
(一)“亚投行热”因何而来?
早在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别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时便提出，建议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支持多边经贸合作。中国计划在100亿美元的资本金中出资80亿美元，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分担20亿美元。2014年，中国同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四国共同筹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总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外汇储备基金中，中国出资额为410亿美元；中国的投票权为39.95％，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国的18.10％和南非的5.75％。因此，亚投行并非是中国首次提出并参与多边融资框架的筹建。然而，亚投行因何会吸引全球的目光?究其原因，大体有二：
首先，中国首次以大股东和主导方的身份，召集各方筹建一个独立的、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国际金融机构。与此前中国参与或主导成立的相对虚拟化的基金或货币互换协议相比，亚投行显然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和国际影响力。为此，筹建亚投行被普遍视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张自身利益诉求、推动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破局之举。
其次，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受到了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认同，从而在全球治理意义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效应。从现象上来看，全球治理的核心——“七国集团”(G7)罕见地在对待亚投行的态度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超过半数的成员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特别是英国这一长期以来始终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战略伙伴率先加入亚投行，令人很容易产生G7分裂、美国盟友“倒戈”以及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动摇的遐想。
(二)“亚投行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与思考
笔者认为，面对“亚投行热”这一现象，有几个基本事实需要厘清：
首先，“亚投行热”背后所透视的，并非是所谓的中国影响力的全球扩张，而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合理性，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各国对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强烈愿望与改革不可得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作为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需要深刻反思。美国是“亚投行热”现象的制造者，亚投行“热”与“不热”取决于美国而非中国。正是单边思维下抵制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美国亲手将其欧洲盟友推向了亚洲。
其次，“亚投行热”并非是所谓的中国金融外交战略的胜利。在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盛宴中，只有后知后觉、行动迟缓者，没有失败者，因而也就谈不上胜利。这种以权力观为基础的“胜败观”容易形成盲目的自大情节，并助长大国博弈与对抗思维，对中国有害无益。一种较为客观的评价是，筹建亚投行既是中国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和新起点，也是新时期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的新抓手。
再次，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被动意义上的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迟迟无法推进的无奈之举。换言之，这仍然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防御性举措而并非中国试图改变现行规则特别是挑战美国的战略性进攻行为。中国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和全球金融格局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不应过分渲染亚投行成立的全球治理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亚投行热”现象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注，也透视着有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隐忧。这种隐忧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必然寻求国家权力的全球扩张，从而触及美国等现行体系维护者的利益。这种根植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理论的国际关系权力观(13)，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众多拥趸。现实主义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推崇极端的国家权力观——国家利益只能用权力概念加以定义，争夺权势是终极目标。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及建构主义学派都对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权力观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尽管如此，现实主义思潮至今仍有十分广泛的受众和影响力。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加速的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早已使全球各国的经济紧密相连。主要大国之间经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加深使得彼此成为密切的利益相关方，而非简单的国际权力之争的对手方。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呼唤各国采取务实、包容的经济、外交战略。这种根植于“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学派理论的国际关系权力观，不仅早已不合时宜，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如此密切的今天，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因此，摒弃现实主义权力观特别是霸权思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提出的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值得全世界共同思考。
(三)中国主导下的亚投行：世界准备好了吗?
亚投行真正的意义和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中国旨在“以本国发展带动亚洲繁荣，在亚洲繁荣中实现国家利益”，即平衡自身国家利益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已不是一国的独角戏，各国需要在分工和协作中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积极参加亚投行这一实际行动表明了对这一理念的认同。中国在国际金融的诸多领域仍是一个经验非常欠缺的新手，因此“亚投行热”背后的逻辑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存在的巨大矛盾和问题，以及各方旨在通过促进亚欧经济融合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如果看不透这一真切的经济内涵和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单纯地从政治、外交乃至军事安全角度宣扬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崛起论”甚至“中国威胁论”，是徒劳无功和毫无意义的。
对中国而言，应当冷静地看到，目前中国国内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战略也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中国的发展基础依然薄弱，困难和问题仍然非常多。冷静、客观地看待全球对亚投行给予的关注，扎扎实实地推进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战略，以新一轮开放和对外投资全面带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才是当务之急。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国土大国、人口大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大国。然而，在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中国一直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全球规则的遵守者，大国意识较为模糊。然而，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到亚投行这一非常具体和务实平台的筹建，似乎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大国思维和大国意识正在觉醒且日渐明晰。中国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更多的挑战。世界各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呼应。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其必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深层次发展、演进。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加速融合的时代，未来不属于哪一个国家，而属于懂得在合作共荣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国家。只有深刻明了这一趋势，扬长避短、顺势而为，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与长远发展。世界应当把目光投向英国——因为敏锐的英国人已先知先觉并有所作为。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
②根据IMF的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就达到49.1％。陈凤英.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J].外交评论，2011(3)：5.
③引自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zhengce/2015-03-24-content_2837912.htm)。
④丝路基金是由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丝路基金已于2014年12月31日在北京正式挂牌运营，首期资本金为10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通过其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出资15亿美元、15亿美元和5亿美元。
⑤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⑥引自中国财政部网站(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4/t20150415_1217200.html)。
⑦参见赵琬仪.亚投行公演中美暗战[N].联合早报(新加坡)，2015-03-22.
⑧参见中国财政部网站(http：//afdc.mof.gov.cn/pdlb/yzcj/201504/t20150413_1215709.html)。
⑨http://www.ft.com/cms/s/0/c3189416-c965-11e4-a2d9-00144feab7de.html#ixzz3VZaNyDyP.
⑩http://www.ft.com/cms/s/0/d33fed8a-d3a1-11e4-a9d3-00144feab7de.html#ixzz3VZXRkR8S.
(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5/03/19/why-the-u-s-effort-to-curb-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is-doomed-to-fail-and-why-it-doesnt-matter-all-that-much/.
(12)2015年3月，在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不会靠投票权行事，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
(13)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认为，“主权国家行为的动力，是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对公共福利的效忠”。引自[美]汉斯·丁·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和和平而斗争[M].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563.
作者介绍：王达，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