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与断裂：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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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海龙

学术研究 2015年08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029-07

一、传播研究史的话语争夺

正如詹姆斯·凯里所说：“大众传播研究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近才出现，而且并不是什么热门题目，

连续与断裂：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

要跳出单一的学科史叙事结构，首先要对学术思想史的元叙事保持反思。传统学科史宏大叙事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将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另一方面又以含糊其辞的方式，将其收编、重新包装，形成连续的叙事。和前一种情况比起来，后一种情况更难以觉察。因为这些特例并没有被排斥，而是经过某种既有的话语结构的加工，被选择性地重新诠释，回避与这一话语结构矛盾之处，贴上黑白分明的标签，使得那些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烟消云散，世界呈现出整齐的秩序感。

要打破宏大叙事的霸权，首先要打破现有的界线分明的分类体系。为此可以采取“陌生化”的策略，悬置成见，将这些“特例”从“共识”和“传统智慧”中解放出来，恢复它们被人为归类前所具有的模糊、充满歧义、令人难以抉择的状态。让那些黑白分明的界线之间的灰色部分重新发言，打破既有秩序，暴露矛盾与冲突，帮助我们反思原有分类体系的武断与局限，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叙事。

具体到传播研究，主流宏大叙事虽然历史不长，却异常顽固。这一叙事在传播学的起源问题上以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这“四大奠基人”形成学科的主流叙事。[2]在学科发展历程上以经验量化的效果研究为中心，将传播研究分成三个阶段。[3]一是效果研究的史前阶段，大致存在于20世纪初期，认为大众媒体具有强大效果的“魔弹论”“皮下注射论”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仿效自然科学运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对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之前的“魔弹论”根本站不住脚。大众传媒在改变态度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起关键作用的是接触大众传播之前，人们在基本群体与文化社群中形成的既有态度倾向。此外，个人的选择和人际传播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因此大众传播充其量只能强化已有态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它。第三阶段则是第二阶段的改进与发展，效果研究的传统在修正了传播效果的定义的同时，采用了更精确的调查方法，从而发现大众媒体在某些条件下，对受众的认知会产生较强的效果。上述大众传播研究史叙事招来诸多批评。除了欧洲学者对其中排斥了批判研究的传统有所不满外，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也认为该叙事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对美国传播研究做了单向度的诠释。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詹姆士·凯里，他提出要恢复美国传播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地位，重新接续薪火，将其发扬光大。[4]

凯里的批评引起了传播学界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重视，为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他重新钩沉了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对于传播问题的论述，认为他们曾创立过一个与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量化效果研究完全不同的传统。这个传统将传播与自我的形成、共同体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它不像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仅局限于研究大众传播对个体心理的直接影响，而是更注重传播对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长期、整体的影响。[5]凯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文章正式发表于1996年，但是他的这一看法由来已久。在他的指导下，早在1975年，贝尔曼就完成了有关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博士论文，这也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唯一讨论这一主题的专著。[6]另一位凯里指导的博士切特罗姆撰写了题为《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的博士论文，并且正式出版。普里认为，尽管此书写于25年前，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具有启发性，并在观点与档案挖掘方面是结合得最好的传播史著作。[7]

可是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凯里为了与所谓“标准的历史”相对抗，自己也堕入了他所反对的宏大叙事的结构之中。他过于匆忙地将20世纪初期彼此没有那么紧密联系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一个看似观点一致的学术共同体。[8]不仅如此，凯里还建构了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约翰·杜威与效果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沃尔特·李普曼的对立与争论，而其实二者并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9]

普里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凯里建构芝加哥学派神话的人，国内学者方师师、於红梅也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10]可是他们都没有为论断提供确凿的证据，没有说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传统的传播研究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没有说明他在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那些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个人及事件的。凯里提供了一个学派崛起的辉煌描述，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却避而不谈。除了研究者们提到的外部因素以外，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在全盛时，是否同时种下了衰落的种子？在他为了自己的需要解读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时，是否也把那些导致其衰落的因素也一并回避了呢？在突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对立的同时，凯里是否回避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以下将以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核心人物帕克为突破口，试着解答上述疑问。

二、为什么是帕克

提起芝加哥学派，大多数人恐怕不会首先想到传播研究，而是会想到以主张自由市场为特点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或以城市研究、社群研究、质化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或更准确一些，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后人重新阐述的产物。在这些成员进行研究时，传播学科尚不存在，甚至没有人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而当时芝加哥大学却有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也拥有经济系。被列为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另外四位被施拉姆称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一样，并不是为了研究传播而研究传播，只是因为其他课题偶然经过了传播研究的十字路口。

更有趣的是，传播学界对于谁属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主张是什么，也没有达成共识。贝尔曼重点研究了四个人：杜威、库利、帕克和伯吉斯。[11]切特罗姆重点讨论了库利、杜威和帕克。[12]凯里的论文中着重提到了杜威、米德、库利与帕克。[13]罗杰斯的《传播学史》里提到的人比较多，但是重点论述的人物是库利、杜威、米德和帕克。[14]

从上述关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来看，杜威、库利、帕克是公认的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米德的身份有一定争论，但提及率仅次于前三者，可算是主要成员。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杜威无疑居于中心，所有人都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库利和帕克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前者还和他属于同一俱乐部)，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后来又被他推荐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四个人的交集产生于密歇根大学，库利终生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与芝加哥大学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个小团体称为“密歇根学派”远比“芝加哥学派”更准确。只不过芝加哥大学当时得风气之先，尤其是帕克主持下的社会学系在美国基本上处于一统江湖的地位，遂约定俗成。

在芝加哥学派四个主要成员中，帕克的位置颇为特殊。杜威、米德和库利虽然也讨论传播问题，但是他们都未有过媒体从业经历，主要从哲学和心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思辨地和抽象地讨论传播问题，强调传播对于自我形成和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他们三人并不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典型，偏好思辨而不是经验研究。帕克则不同，他有11年的报纸采编从业经验。他的传播和新闻的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基于大量的质化材料与实际调查。而且帕克是四人之中唯一专题研究过传播和新闻问题的人，不仅写作了《报纸的自然史》《作为知识的新闻》等论文，还撰写了一本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可以说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核心人物中，帕克是在新闻传播问题上用力最勤的一位。

但是有趣的是，当提起传播的芝加哥学派时，帕克又恰好是最尴尬的一位学者。帕克的名字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名单，但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却很少被提及。最早“重新发现”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凯里在介绍芝加哥学派时，提及最多的还是杜威的传播民主论、传播仪式观，米德的象征性互动以及库利的“镜中我”、基本群体等观念，关于帕克的学术贡献及观点却语焉不详。他顺便提到帕克时是在“传播创造社群”的基本论点下，认为帕克提出了一个与其他几位学者不同的看法。和杜威、库利等把大众媒体看成是创造公共生活的观点不同，帕克提出了媒体也可以成为冲突与竞争的场所，因此各方势力都要控制媒体。[15]且不说凯里没有全面地总结帕克的贡献，仅就他所涉及的这一点，也只做了片面解读。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切特罗姆的著作《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之中。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是上述几部传播学史中给帕克篇幅最多的一个，但是却主要集中在他的生平与社会实践，真正论述其传播思想的，只有一页多，和其他几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比起来，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实质内容。[16]帕克的传播研究在学界似乎也未得到认可。他唯一一本独立完成的学术专著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但是正如胡翼青所观察到的：“这本书却很少出现在社会学思想史的视野中。在社会学界，似乎帕克的论文集《城市社会学》和经典教材《社会学引论》更受青睐和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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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帕克的名声与传播学术研究如此不相称？为什么他生前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独立署名的学术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在传播研究史中提及的多、评论的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凯里版本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被塑造成一个配角？

当然，帕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学者型教授，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著书立说，而在于教学与实地调查。但这并不是凯里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忽视帕克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帕克身上具有许多与凯里眼中的芝加哥学派迥异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传播研究向着凯里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正是在凯里认为连续的地方存在断裂，而他认为存在断裂的地方其实具有连续性。

三、连续中的断裂

凯里所建构的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确有勉强之处。这些成员具有一个核心人物(杜威)，但是他们之间因为研究的旨趣不同，并没有形成一个小圈子，尤其是帕克。他与其他三位思辨型的学者相比，主要兴趣在于运用经验性材料，探讨在现代城市中如何消除不同文化社群之间的冲突，实现文化与身份的整合。

帕克对于群体行为的关注由来已久，他在德国求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群体与公众》已显示了这一学术兴趣。其后他长期研究的种族、移民问题都是这个早年题目的继续。在欧洲，他受到了西美尔等人的影响，对于现代性问题尤其敏感。城市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连根拔起。移民在进入城市后，力图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维持对外封闭状态，缺乏对城市和国家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又令这些移民无法退回乡村或原有的文化之中，传统的道德约束正在解体，新的道德约束又未完全建立，导致群体冲突与社会无序。[18]这些现象，正是帕克研究的起点。他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集中体现了上述旨趣。

与其他三位被确定为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不同，帕克的这一研究具有对策研究的特征。在这本书原版前言中，明确表明该书是由纽约卡内基公司提供资金。帕克在这本书中，忠实地遵循了基金会的要求，没有抽象地讨论理论问题，而是使用了大量的经验材料，描述了移民报刊的现状及其兴起的原因。该书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移民报刊的土壤”“外文报刊的内容”“移民报刊的自然史”和“对报刊的控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讨论了移民报刊为什么会繁荣的问题。第二、三部分基本只是现象描述与原始资料的展示。最能体现基金会影响的是最后一部分——“对报刊的控制”。这一部分突然偏离了之前学术的、中立的语态，充满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帕克写道：

“控制”任何报界的念头都会让言论自由的热爱者厌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中介机构和利益集团基于敌视美国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尝试去控制移民报界。如果诚实的和忠诚的美国人拒绝在此事上采取任何步骤的话，他们就会将其潜在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不那么规矩的人。[19]

正如胡翼青评论的那样，帕克“摒弃了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学术立场，将学术与日常社会生活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位典型的专家型知识分子”。[20]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明显有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对策的目的。他把移民报刊看成是消除移民文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他对于社会秩序相当看重，以至于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制造了一个可疑的二元对立：前者是失序，后者是有序。[21]仿佛只有恢复田园牧歌式的传统小城镇或农村的秩序，才是城市生活的理想状态。对一元秩序的崇拜使他在移民问题上丧失了对个人自由或社会正义的基本敏感。对于那些通过移民报刊阻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协会、政治组织，他都表示了相当的敌意。当然，与后来更具有行政管理取向的对策研究不同，帕克对于移民报刊的研究是为了服务于他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抽象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在那一代人中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朴素感情，多数人对此还缺乏反思。但不可否定的是，把“社会的问题”凌驾于“社会学的问题”之上，开启了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手中发扬光大的“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大门。后者的旨趣与方法却正是凯里要反对的，也是他重新祭出芝加哥学派以拯救美国传播研究的主要目的。

然而，帕克毕竟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政府的智囊。他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价值无涉，不能受到研究者本人道德评价的影响，并且他主张将社会学家与社会工作者区分开。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社会改良，而社会学则不受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影响。[22]既然帕克如此看待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什么又会在移民报刊研究中，越过自己曾划定的“不直接解决问题”的红线呢？答案恐怕还要在帕克的学术思想的基本理念中寻找。

四、从进化论到效果研究

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杜威对社会与民主都存有一种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乐观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对于社会进步的乌托邦式的信仰，构成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底色。他的学生帕克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基本理念，以至于把城市比拟成自然世界，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的概念来解释城市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帕克吸收了进化论者斯宾塞的“区位秩序”与孔德的“道德秩序”学说，提出从区位秩序到道德秩序之间，社会要经历四个过程：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适应(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他将这四过程理论应用于种族冲突、移民与城市结构的研究之中。[23]这四个社会过程的总结具有较鲜明的进化论色彩，仿佛群体之间从冲突到整合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它是从无序向有序的迈进，从低级冲突到高级整合的进化。按照这一解释，城市的移民群体从不适应、冲突到最后融入美国社会，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此帕克认为移民报刊最理想的使命就是帮助移民美国化。需要改变的是移民个人，而不是可能存在问题的社会体制。正因为有了这样带有决定论色彩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帕克才会具有了某种使命感。他的研究无非是帮助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顺利达成而已。

但是正如批评者所注意的那样，帕克的这个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理论，包括他的报纸自然史论，都没有给权力留下位置。[24]他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权力随时可能介入。甚至整个同化与整合的过程，就是一个白人强势文化压制移民多元文化的过程。这一思维盲点使他对传播的功能做了选择性的阐释。在《反思传播与文化》一文中，他把传播的功能分成“指示”(referential)与“表达”(expressive)两种，前者是客观地传递思想与事实，后者是表达主观的感情、态度和情绪。在他看来，只有指示才能促进群体之间相互理解，而表达(如电影或连载小说)则是“道德败坏”的力量，破坏了社会控制的传统力量。[25]因为表达可能挑战了现有秩序，便会被帕克视为传播的滥用，促进单一秩序的传播功能才被他视为正道。帕克把这样一个处处渗透着文化霸权的过程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过程，这种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不能不说是帕克理论中的一个遗憾。

对帕克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只从群体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这个社会过程，忽略了其中个人主观意图所扮演的角色。[26]另一位对帕克影响很大的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授是托马斯，我们甚至可以在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的研究对象与原始资料堆砌的风格中看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是，托马斯等人研究中对于移民个人的关注在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中消失了，代之以抽象的报纸机构发展、报刊内容的分析，乃至于对报刊控制因素的研究。

在关于芝加哥学派衰落原因的讨论中，大多数人都会把哈佛大学帕森斯所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然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的基本主张与结构功能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在某些方面双方具有相当共识。早期的功能主义者，通常会把社会比喻成自然界或有机体，[27]因为后者更容易为功能主义的理论假说提供方便的证据。启发了杜威和库利的斯宾塞就持上述观点。功能主义对帕克的影响虽然没有上述两位学者那么明显，但是从他的“社会生态学”“区位学”等概念中，仍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有机体比拟的认同。

在移民报刊的研究中，也体现出帕克传播思想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在这个研究中，帕克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移民报刊会兴起”。答案很简单，许多在母国不看报的人，到了美国人却变成了报纸的阅读者。“在美国，外来移民对应的外文报纸、期刊出版和阅读量，要高于在自己国家同等人口对应的报刊数量”。[28]帕克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

为什么移民在美国比国内阅读更多，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知道更多事态的变动。而且在美国也有更多新奇的事物和更多的新闻……外文报刊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满足移民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这一普通的人类愿望时所体现出的价值。[29]

换句话来说，移民报刊之所以繁荣，是由于它们具有满足移民社会需求的功能。移民对于异国他乡生活不适应，报纸替代了他们在母国用其他方式实现的社会功能，比如了解母国的新闻，通过母语获得熟悉感和文化身份，适应美国生活等功能。这是十分典型的功能主义思维。

在另一篇集中反映帕克传播观的《反思传播与文化》一文中，帕克把传播视为竞争的对立面，前者促进整合，后者促进解体。在他看来，传播的功能主要是两个：扩散信息与文化同化。后者尤其重要，传播可以促进社群的相互理解，进而产生共同的文化。[30]帕克认为，尽管移民报刊存在一些他认为的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帮助移民美国化方面功不可没。大众传播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他甚至发现，移民报刊中所刊登的美国产品广告都具有同化作用。[31]

关于移民报刊问题的讨论中，由于观察者视角的不同，存在一大一小两个社会系统。大的系统是美国社会，帕克关注的主要是城市。小的社会系统是城市中的移民群体。对于前一个系统，移民报刊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如果它们仅局限在移民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它不仅不能促进移民的美国化，反而导致移民群体与美国人，以及移民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是正如帕克的进化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移民报刊本身也在被美国同化，在文化、语言、关注的事件、排版等方面都受到美国媒体的影响。[32]只要对控制移民报刊的其他力量，如美国国内政治团体、母国政治势力、别有用心的协会等，稍加留意，让移民报刊转变成和美国主流商业报刊一样，由市场决定其内容，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它们就可以成为移民美国化的重要手段。

然而帕克很少论及的是，这些逐渐美国化的移民报刊对于移民群体本身来说，也起着某种解体和破坏作用。同样关注移民问题的托马斯则对移民群体那种既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又无法回到自己出生的文化家园的窘境做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描述。[33]而这一切，都被帕克的文化偏见选择性地过滤掉了。

管理研究、功能主义和实证量化研究是被凯里诟病的“传递观”传播研究或效果研究的主要特征。[34]在这三项主张中，帕克唯一坚决反对的就是量化经验研究。帕克推崇经验研究，但是他所说的经验研究并不是统计分析，而是接触活生生的社会。帕克认为，在各种变量中寻求统计关系会使一个社会学家偏离对于个体之关系的本性的理解。[35]他甚至将统计学称之为“美容院的魔术”(parlor magic)。[36]除了对统计学极度敌视外，帕克已经具备了许多与哥伦比亚学派效果研究的共识。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对研究操作方法上的分歧而已。

五、断裂中的连续

至此，我们也就解答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凯里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为会被降格为配角？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学派，他要建构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学派。然而帕克身上却包含太多不符合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学派的特质。鉴于帕克的影响力与他的研究成果，他在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万神殿里又必不可缺，于是在凯里的剪裁下，帕克的形象才会显得如此刻板和模糊。

凯里在论述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下降之旅”时，将李普曼视为两者之间的关键性过渡人物。他认为从李普曼开始，不再将传播作为实现民主的条件。因为李普曼在《公众意见》中发现，自由传播不能保证发现真相，也满足不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大众媒体的剪裁过滤、信源及政府的宣传误导、受众缺乏时间、精力与知识，再加之每个个体的刻板印象，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37]所以，自由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是新闻的性质与新闻的采集方式、受众的心理倾向以及现代生活的规模与组织。李普曼将媒体的问题与道德、政治、自由问题转向了心理与认识方式的问题，从规范理论转向心理问题，开创了效果传统。[38]

李普曼固然在传播研究转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离开了帕克这一关键环节，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凯里所提出的“为什么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会走向衰落”的问题。其实所谓“衰落”很可能也是人为建构的事件。从以上对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不少共识。尤其在帕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芝加哥学派并不像凯里说的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也部分认可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甚至方法上的差异也没有后来所描述的那么大。

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并没有“衰落”过，它只是在一定逻辑下，慢慢演化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这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帕克。当我们把帕克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学派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思想发展中的连续与断裂时，这一历史脉络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作者介绍：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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