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庚子事变”的主要原因


专题作文 2019-11-15 18:15:35 专题作文
[摘要][略论“庚子事变”的主要原因]摘 要: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各界纷纷开展救亡斗争,略论“庚子事变”的主要原因[智库|专题]。在此背景下,19世纪末中国北方爆发了旨在排外的的义和团运动,并很快脱离政府控制,演变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进而引发了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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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庚子事变”的主要原因]

摘 要: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各界纷纷开展救亡斗争,

略论“庚子事变”的主要原因

[智库|专题]。在此背景下,19世纪末中国北方爆发了旨在排外的的义和团运动,并很快脱离政府控制,演变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进而引发了庚子年(即1900年)八国联合武装干涉,史称“庚子事变”。这一事件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有关其起因的讨论颇多,但尚有意犹未尽之处,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综而述之,尽量撇除先入为主,客观地梳理其来龙去脉。

关键词:庚子事变;文化;拳教组织;义和团;教案;反洋教运动

近人提及“庚子事变”,多有将之等同于义和团运动者,其实不然,实际上,它是由义和团运动、清廷朝局变动、八国联军侵华、东南互保、两宫西狩、辛丑议和等一系列事件构成的组合。由于其复杂性,单纯的视角难以合理解释其起因。近几十年,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很多,但尚有一些意犹未尽之处,本文试图在综合前人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撇除先入为主的概念,尽量客观地论述其来龙去脉。

1 中西异质文化的冲突

自三代以来,基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国人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华贵夷贱”和“天朝上国”的传统世界观,本能地将中国视为文明的本源,而将其他地方视为野蛮的渊薮。在此观念支配下,中国人对外族常下意识地采取轻蔑态度,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耻于与外族平等相交,二是反对吸收外来文化,“以夷变夏”。当国家强盛之时,这种自我本位主义会相对弱化,比较能容忍异质文化,而当国家衰弱之时,特别是在遭受外来侵略之时,华夷之辨在社会心理中就愈发强烈,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亦甚嚣尘上。

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采取“驱佛补儒”的策略,以传播西学为手段,从上层社会入手,开启了西学东渐的端绪。不久后明清鼎革,满人偏重专制,文化上趋于反动,摧毁了晚明渐趋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心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保守势力逐渐壮大起来,与传统礼俗大相径庭的西学自然成了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社会层面,他们不时制造一些不利于洋人的谣言,煽动百姓的疑惧情绪,甚至迷惑了一些名人。例如,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曾经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言及洋人烹食小孩的故事:“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既然像顾炎武这样的精英人物都持此怪论,可见,当时中国反洋、仇洋的人不在少数。而在政府层面,保守势力也持续对西学发难,在顺治、康熙两朝制造了激烈的新旧历法之争和中西礼仪之争。不断发酵的中西冲突给清廷造成了很大困扰,康熙末年,终于下令禁教,中西交流的大门开始收窄。

乾隆中叶后,洋人为扩大贸易范围,不断派船到江浙丝茶产区活动,造成“移市入浙”的趋势,造成粤海关税收锐减。两广官员纷纷向朝廷上奏,表达不满。为了防范和控制洋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宣布关闭闽、浙、江三口,仅留广州一处通商,并规定洋商不得与官府直接交涉,有关事宜一律通过“十三行”办-理,“闭关锁国”政策由此形成。两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打破僵局,派员赴天津呈递御状。清廷大为不满,很快又颁布《防夷五事》,进一步强化对洋人的限制。

通过禁教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清廷在文化和经济两方面筑起了中西交流的壁垒,一方面起到了某种自卫作用,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汲取外界先进文明成果,造成中西差距越拉越大。

2 拳教组织的兴起

明末,白莲教在华北甚为活跃。满清入关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更加刺激了白莲教的活动,分化出很多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教派。清廷视白莲教为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在严峻的环境中保存自己,白莲教及其支派渗入北方一些拳棒武术团体,逐渐形成了文班、武班并立的组织制度。文班行事隐秘,武班公开活动、招徒教拳,担当着扩展教派势力的角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些武班吸收红拳、八卦拳、六师拳、梅花拳、金钟罩等民间武技,并揉和某些白莲教的教义教规,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异型武技,其突出特征就是在活动时念诵秘咒,祈求刀剑不伤、战无不胜。这种具有白莲教背景的习武团体逐渐发展,成为在华北分布广泛的拳教组织。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的一个支派)起义,旋即被清廷镇压。同年十月初,山东布政使国泰奏报审讯清水教犯人的结果:“访获张典,审系奉行邪教之人,并究出许文明、孔继颜、李萃各犯。李萃,恩县人,曾从临清人李浩然为师,传受白莲教,改名义合拳,即与同县人郭景顺招徒传教,诵咒习拳。自乾隆三十四五年至今,孔传新、潘二、褚文等各犯先后入教,均系邪教”。这条史料至少透露了三点信息:1、早在乾隆中叶,山东白莲教已将拳棒武术团体作为自己的外围组织;2、为方便招徒传教,山东白莲教徒李萃开始用宗教色彩不明显的“义合拳”作为所建拳棒武术团体的字号;3、“义合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诵咒习拳”,表现出拳教合一的特点。这种组织已大致具备后来义和团的主要风貌,可视之为义和团的原始形态。

清水教被镇压后,“义合拳”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并未禁绝,嘉庆年间又明显活跃起来,许多教徒“潜匿里阎,仍前教习拳棒”,令地方官深感头痛。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一月,山东巡抚同兴奏称,“…… 藏匿在境,其容留之人非邪教之党,即系拳棒之徒”。又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月,左都御史庆溥奏称:“临清城南数处皆异伙拳教,实王纶拳教”。可见,当时,“义合拳”已成长为有一定社会基础的民间秘密组织。

3 华北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晚清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灾害频发,华北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成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一大肇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3.1 人口压力过大和自然灾害频繁造成了大量流民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满清在全国的统治渐趋稳定,人丁恢复增长。光绪初年,华北四省(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的人口已达一亿左右,达到清代最高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承载如此多的人口,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生计,华北民众络绎不绝地前往东北、蒙古垦殖,形成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闯关东”和“走西口”两股移民潮。   咸丰以后,华北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烈,影响极大者有二,一是咸丰四年(1855年)黄河自河南铜瓦厢改道山东入海,二是光绪元年至五年(1875—1879年)的丁戊奇荒。其时适逢衰世,政府和社会的抗灾能力严重萎缩,灾后出现的大范围饥荒和疫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流民。

当时,清廷正经受着一系列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社会控制能力显著下降,无力消解源源不断的流民潮。流民迫于生计,或者结伙打家劫舍,或者加入拳教组织,成为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3.2 传统自然经济的瓦解和清政府的军事改革造成了大量游民

甲午战争后,列强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其刺激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不小发展。华北作为开埠较多的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因而传统自然经济瓦解较快,造成了许多失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另一方面,清政府组建新军,大量裁撤旧式军队和团练,将许多兵勇赶出军营。这两批人在社会上游荡,生计无着,对现实愈加不满,成为又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3.3 教会大量吸纳不良信徒增加了民教冲突的风险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凭借治外法权和本国政府的支持,积极扩展教会势力,并在事实上排除了官府管辖。由于参加教会学校可获赠钱粮,入教更能获得教会庇护而高人一等,从而吸引了很多不良分子投教。他们的入教动机不纯,在宗教信仰上很成问题,但却与利欲熏心的外国传教士臭味相投,彼此利用,胡作非为,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吃教者”。光绪后期,这种情况在华北愈加严重,增大了民教冲突的风险。

3.4 社会意识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失范造成了拳教组织的兴盛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时期。中国人的传统优越感一再遭到列强的无情践踏,民族意识因而日渐增强,但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面临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艰难抉择,社会上先后出现了保守主义、维新主义、立宪主义、革命主义等四股思潮,它们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展开了错综复杂的长期斗争,造成社会意识的混乱。

另一方面,同治末年,鉴于国内动乱次第削平和财政窘迫,清廷大量裁撤团练,使华北很多地方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遭到很大削弱,不少乡村出现了权力真空,盗匪越发猖獗,社会秩序严重失范。在此背景下,一些拳教团体逐渐取代地方政府承担起乡村管理的职能,并因吸纳了大量前练勇而愈发增强了这种作用。

生逢乱世,民众对外部环境多感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基于人类天然的防御心理和科学知识的缺乏,往往倾向于寻求某种身体上的庇护和精神上的寄托。这便给兼具习武、传教、庇护三大功能的拳教组织造成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很快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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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庚子事变”的主要原因》(http://www.lp1901.com)。

3.5 洋教破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引起士绅反弹

士绅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天然领袖,依靠政治、经济、宗教、宗族等机制控制着乡村社会。甲午战争后,洋教在列强庇护下加速扩张。他们无视中国礼俗,破坏传统乡村社会秩序,遭到很多士绅的忌恨。同、光年间,拳教组织作为团练的承袭者,开始填补乡村权力真空。有财有势的士绅自然对拳教组织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每逢民教之争,某些士绅为了维护自身或宗族利益,便会利用自身对拳教组织的影响力,对反洋教运动推波助澜。在反洋教运动形成声势后,又有士绅出于乱中取利之目的参杂其中,使之更为复杂。

4 帝国主义列强扩大侵华的政策

咸、同年间,清廷疲于应付持续不断的内乱,无暇关注边防事务。这种情况刺激了列强的侵华野心。他们不再满足于通过战争和外交讹诈从中国获取一些条约权益,而进一步将圈占势力范围和侵吞领土定为未来的侵华目标。从19世纪70年代起,逐渐形成了俄英图谋西北、英法图谋西南、美日葡图谋东南、俄日图谋东北的纷乱局面,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极大刺激了列强的侵华野心。1895年初,在战争尚未结束但结局已可预见之际,俄国资产阶级喉舌《新闻报》就鼓吹抓住“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者欣喜若狂,宣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鼓吹立即瓜分中国,此类说法一时间喧嚣尘上。上海《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R·W·Little)曾言:“中国应该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管理它”。《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V·I·Chirol)称,中国现在“如此一筹莫展,以致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由于它是如此“衰败,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因而英国没有必要“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在这些言论的煽惑下,列强纷纷加紧侵华。

俄国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但《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破坏了它的侵略计划,令其十分不满,遂邀各怀鬼胎的德国、法国共同干涉,逼迫日本“还辽”。日本迫于久战疲惫和外援缺乏,不得不答应放弃辽东半岛。以此为契机,俄、法、德纷纷向清政府勒索新的侵略利益。其他列强也紧紧跟进,唯恐落后。它们先是乘着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大借外债的机会,疯狂掠夺利权,大搞政治渗透和经济扩张,继而又寻找各种借口强占港湾、划分势力范围,很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世纪末,随着瓜分危机的愈演愈烈,终于在华北这个中外矛盾的集中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排外运动 — 义和团运动。

5 教案逐年升级激化了中外矛盾

晚清,列强逼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权益,传教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从19世纪40年代起,列强根据有关规定,相继向中国派遣了大批传教士。他们渗透到沿海、沿江各商埠和比较重要的内地城市,建立教堂、医院、学校等教会机构,在积极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还以其为遮掩大肆进行不法活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教案。

晚清的反洋教运动大体上是随着教案的逐渐升级而发展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激烈程度。根据戚其章先生的观点,反洋教运动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5.1 1846—1860年为反洋教运动的兴起阶段

根据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关于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租赁、营建房屋的规定,清廷于1846年2月发布上谕,宣布对天主教弛禁,但又禁止洋人往内地传教。此后,教案便开始在全国接连发生,但多属非法潜入内地传教,一般尚能按照“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的原则秉公处理。

5.2 1860—1884年为反洋教运动的大发展阶段

1858年,清廷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有允许外国传教士往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1860年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时,法国公使葛罗的翻译德拉马、美理登暗中在中文本内添加一句“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从而为列强扩大侵略权益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此后,各地教案频发,反洋教运动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地方官绅成为领导核心,大量运用揭帖、告示、檄文等形式指斥洋教过错,动员群众参加斗争。

5.3 1884—1894年为反洋教运动的深化阶段。

这一时期的反洋教运动有三大特点:一是群众自觉地将反洋教与反对外国侵略结合起来。例如, 1884年法军进攻基隆,“台北士民,……大呼而起,往毁八甲教堂”,又如福建马尾海战时,发生多起拆毁教堂事件,不少群众还直接参加作战。二是秘密社会开始介入反洋教运动,并将反洋教与反清、反封建结合起来。例如,1891年哥老会成员李洪等借“长江教案”策划起义,起意虽是报父仇,但所谋者却远远超出了反洋教范围,而带有明显的反清色彩。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言:“此次哥老会匪,沟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谋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 同年,金丹道在热河发动反洋教起义,则不仅反清,而且也反封建压迫。起义领导人杨悦春被捕后承认:“因蒙、民素有嫌隙,假以仇杀天主堂为名,乘间起事”。三是下层群众日益成为斗争的中坚力量,这对于反洋教运动向高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4 1894—1900年为反洋教运动的高潮阶段。

甲午战争后,以德国侵占胶州湾为始,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华北作为列强争夺的主要地区,中外矛盾十分激烈:一是德、俄、英等在各自租借地实行殖民统治,无视当地民众利益,致使民怨沸腾;二是洋教在列强庇护下加速扩展,加剧了民教冲突,民众因地方官偏袒教民而积怨更深;三是剧烈的社会变迁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他们多数未受过教育,基于最直观、最朴素的感觉,自然将不幸归咎于洋货和洋人,并对之充满了敌意。

中外矛盾的激化,促成了华北秘密社会与反西方势力的逐渐合流,终于在19世纪末以大规模反洋教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尤以山东为甚。鲁西南的大刀会、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义和拳)、鲁西北的神拳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并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义和团运动。

6 清廷人事安排不当增加了中西冲突的风险

19世纪末,清廷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人事变动:1、长期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在1898年夏病逝,继任的庆亲王奕劻庸碌无能、疏于洋务,致使外交大不如前;2、戊戌政变后保守势力充斥朝野,对新政和维新人士大肆反攻倒算,西学和洋人连带遭到忌恨;3、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声望大损,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离职,一度游离于决策圈之外;4、载漪、载勋、刚毅、徐桐、崇绮等大阿哥党阿附慈禧太后,谋划“已亥建储”,他们曾多次试探外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结果均不满意,因而极为不满。这些顽固守旧、不谙外交的官僚得势,无形中增加了中西冲突的风险。

7 清廷对反洋教运动的暧昧政策成为“庚子事变”的催化剂

山东的民教矛盾一直比较尖锐。地方官不满洋人飞扬跋扈,在处理教案时经常采取外紧内松的策略,以借用民力制约洋人,补充官府力量的不足。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催化反洋教斗争的效果。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山东反洋教斗争的声势已颇为浩大。他看到民教之间形如水火,而拳会又势大难制,乃奏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借以调和民教”。毓贤接任后,一方面迫于洋人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剿团姿态,另一方面仍继续执行“改拳勇为民团”的政策,还进一步向清廷建议,“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杳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百姓能知君亲大义为务者颇不乏人。设有缓急,必有可恃”,实际上公开阐述了以民制洋的策略。

此外,就清廷而言,有两件事促使其对反洋教运动同样采取了消极态度。一是统治集团因戊戌政变一度陷于分裂,对当时未表现出足够严重性的反洋教运动无暇关注。二是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洋人帮助下流亡海外,继续鼓吹保皇和维新变法,而“已亥建储”又因外国干涉中途夭折,使以慈禧太后、端王载漪为首的保守势力对洋人大为愤恨。1899年12月,清政府虽然迫于洋人压力改派他们属意的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作出某种改善治安的姿态,但随即一反以往拖沓作风,在短短十天内多次指示其“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要求做到“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即便不得已动用武力,也“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这一行为大非寻常,表明清廷对反洋教运动的态度开始明朗。1900年1 月11日,清廷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区别对待会、匪,嗣后办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反洋教拳会的合法性,成为稍后清廷对义和团政策大转变的开端。

8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庚子事变”的脉络作一简单梳理。晚清,中国虽然衰弱,但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华贵夷贱”和“天朝上国”传统世界观,很多人对西方文化和外国人抱有天然的排斥态度,成为中西冲突的文化根源。咸、同以来,华北的社会问题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灾害而愈加严重,加之列强扩大侵华和教案的不断升级,恶化了当地民众的生存条件,极大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寻求某种身体上的庇护和精神上的寄托。华北原有的半公开性质的拳教组织,因为兼具习武、传教、庇护三大功能,恰好契合民间的这种需求,得以迅速兴盛起来。最后,由于19世纪末中国的政局变化,清廷做出了一系列倾向于保守势力的人事安排。上位的官僚大多顽固守旧、不谙外交。他们促使清廷对声势日壮的反洋教运动采取暧昧政策,试图借之制约洋人,报复洋人的傲慢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些因素凑合在一起,促成了“庚子事变”的最终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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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劲松(1977—),男,汉族,浙江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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