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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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

作者：卢爱国陈洪江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05期

积极回应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适政党生命系统，是政党现代化和党建科学化的本质要求，

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

[智库|专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总体社会向多元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社会生态环境日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流动化、信息化和风险化的结构性特征，不仅使党的基层组织与变革社会环境之间的契合性面临巨大挑战，而且使党的基层组织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陷入诸多困境。传统的单纯依赖行政权力、依靠单位组织进行社会系统整合的单位制党建模式日趋式微，党整合社会和整合自身的方式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单位党建的替代选择，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从“单位党建”到“区域化党建”的城市基层党建改革浪潮。然而，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承当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定位，理论界缺乏应有关注和学理解读。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将政党称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①，深刻揭示了现代政党功能的基本特征。革命背景下，为夺取政权而获得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示了宏大的革命力量；转型环境中，为执掌政权而维护领导地位，党应充分发挥强大的整合功能。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的重要制度创新，承担着对政党内部、社区社会、基层行政和异度空间进行整合的现实重任。从“应然”和“实然”双重角度，深入分析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对于稳固党的基层政权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政党内部整合

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首要功能在于实现基层政党内部整合。区域化党建是政党主导下的规划性制度变迁过程。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的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变迁的主体发现了新制度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诱致，这种诱致性“利润”突出的表现在新制度能破解社会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解决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问题，成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历史使命和首要价值。因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组织是政党活动的基本单元，是政党战斗力的凝聚场域；没有基层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自组织力，政党难以有效整合国家和社会，也就难以有效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具体而言，区域化党建的内整合功能集中体现在破解基层党建的“三个困境”。

首先，破解基层党组织结构裂片化困境。从静态看，任何政党，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创建，也不管是以何种性质存在和发展，都必须通过其内部的组织结构来运作其政治过程，以完成政党的神圣使命。可以说，政党的组织结构是政党运作的组织载体和个体行动的基本依托。从动态看，政党的组织结构也不是一劳永逸或一成不变的，应及时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变革，方能发挥其应有功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基层党组织结构建立于单位体制基础上，它通过行政性嵌入“蜂窝煤眼”式单位组织结构，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尽管这种组织结构类似细胞形状，具有相对孤立、对外封闭的特性，但的确搭建了全国“一盘棋”式组织领导体制，实现了政党基层内部组织的“机械整合”。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深度转型和传统单位体制的逐渐式微，伴生于单位制的基层党组织体制遭遇重大挑战。“行政依托、垂直整合、内部聚合、对外封闭”的全国一盘棋式基层党组织结构逐渐裂片化：在城市基层区域空间，行政依托型党组织与非行政依托型党组织相互分割；社区党组织、辖区单位党组织、“两新”党组织相互隔离；社区党员与单位党员、在职党员与离退党员、流动党员与“口袋”党员的行动难以协调。如何将变革社会环境下城市基层党组织结构新要素整合起来，如何实现基层党组织有效的集体行动，是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为此，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应运而生。它通过构建以区级联席会、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为支点的区域党组织网络结构，采取垂直管理与横向协作相结合的“双轨运行制度”，将城区所有的基层党组织(不分级别高低、不论隶属关系、不谈空间所属)纳入整合范围内，使组织内的党组织、组织间的党组织与组织外的党组织从“相互隔离”变为“互动融合”，变“单打独斗”为“共同奋斗”，为基层党组织集体行动营造了组织基础。

其次，破解基层党组织资源离散化困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者，政党需要通过获取和挖掘内外部环境的资源(人员、资金、知识、信息、技术、物资、权力等)以求得生存；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整合者，政党需要合理配置和科学运用所获得的资源以求得发展。在单位社会，“支部建在单位上”，党建资源按照计划指令垂直分配在单位党组织里，尽管微观层面的单位党组织具有对外封闭性，但宏观层面全国“一盘棋”式组织领导体制使有限的党建资源得以相对合理配置，为实现单位整合提供了动力基础。然而，随着传统单位体制的式微和社区社会体制的日显，城市基层党组织资源呈现离散化态势。一方面，体制改革使政党、国家与社会从合一到分化，各种社会治理资源包括基层党组织资源呈现弥散化的分布格局，政党顶层资源统合遭遇挑战；另一方面，传统单位体制的路径依赖，使微观层面权力依托型党组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等)依然残留“横向闭合、对外排他”的资源配置与运用模式，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遭遇挑战；再一方面，由于党建资源和基础先天不足，体制外生的非权力依托的党组织遭遇生存挑战。如何统合城市基层区域党建资源，如何促进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合作行动，成为城市基层党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顺势而生，并先后经历从“社区党建”到“区域化大党建”的发展历程。1996年，上海提出“社区党建”，赋予“共驻共建”使命，试图架起街道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单位党组织资源共享桥梁；2004年，上海试行“区域化大党建”，搭建党员服务中心平台，整合区域内的党建资源；2009年以来，党中央分“四个方阵”普遍推行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试图解决全国“体制内”基层党组织资源分割化困境和“体制外”基层党组织生存性困境，以实现基层政党内部聚合。

最后，破解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困境。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是指党员自我对于“党员”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解、领悟和行动，既体现为对所属党组织的价值认同、权威服从和组织忠诚，也体现为对所处党组织的规范遵从、义务认同和履职自觉。可以说，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是实现政党内部整合的关键要素，也是实现政党社会整合的前提条件。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是社会环境与个体知行相互建构的过程。社会环境变动不居，个体知行不断变化，党员自我认同也需不断建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依赖意识形态的信仰力量、高度行政化的组织力量和非常规化的运动力量，将基层党组织建在“连上”或“单位”，形成强烈的单位依附意识，实现了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然而，新时期以来，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开放化的网络社会使党员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党员个体主体性的张扬挑战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党员个体功利性的“物化”挑战社会正义的积极追求，出现党员角色扮演冲突、模糊、中断乃至失败等角色困境，出现党员隐形化(“口袋党员”)现象，显露党员低俗化和消极性问题。如何破解基层党组织成员角色认同危机，如何破解基层党组织成员隐性化困境，如何高扬基层党组织成员先锋性特质，是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命题。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创造性的搭建社区党员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有机联动，将党组织自我服务(上级服务下级、党组织服务党员)与社会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紧密相连，将凝聚党员与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紧密结合，既关怀弱势党员又关注普通党员，既关怀党员精神生活又关怀党员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积极促进党员意识觉醒与角色张扬，以破解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困境。

二、社区社会整合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党对社区社会整合是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历史使命和终极目标。区域化党建替代单位制党建的诱致性“利润”不仅在于实现政党内部整合，更在于促进社区社会整合；而且，政党内部整合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对社区社会的有机整合。从发生学来看，现代政党产生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现代社会整合的需要②。在我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和单位党建式微背景下，离开了区域化党建对社区社会的有效整合，既不能培育社区社会共同体，也不能重构基层政治共同体，更不能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具体而言，区域化党建的社区社会整合功能集中体现在破解基层社会的“两重困境”。

一方面，破解社区社会碎片化困境。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至善城邦”的向往，还是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追求；无论是滕尼斯对“礼俗社会”的缅怀，还是涂尔干对“有机团结”的期待，都代表了人类对和谐内聚、温馨美好的共同体社会的强烈渴望，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异质性整合挑战。这种挑战在我国尤其是城市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学者将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单位体制消解下的基层社会态势形象的描述为碎片化(Fragmentation)③过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单位体制和单位党建模式，将触角延伸到了城市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形成了单位组织几乎覆盖整个社会和包揽一切事务的同质性单位社会。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总体性的单位社会逐渐分化。然而，物质系统、制度系统与价值系统变迁速度不一所形成的“文化堕距”，以及分权改革所导致的“单位解体”，使城市社区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④，社区社会面临碎片化挑战。其一，群体利益的碎片化。体制改革促使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也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单元个体化，“这就使原来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整体联系迅速地化解为无数个小的碎片”⑤。在城市基层，社区利益分化日益显著：高档商品房住宅小区与老城区旧居住区并存，混合型社区与城郊结合部社区并存，单位型社区与棚户小区并存，等等。同时，社区成为利益主体的博弈域：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与社区各类组织、社区弱势群体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与基层政府以及社区邻里间时有冲突。如何实现社区社会利益整合，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其二，组织体系的碎片化。体制改革带来社会流动资源的增多、个体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居民自由选择权利的增长，传统的社会成员单位化、单位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组织格局遭遇挑战。首先社会成员原子化再现。不少社会成员处于“马铃薯”状态，个人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现象成为常态。其次，社会组织封闭化尚存。不仅社区单位存在横向封闭性问题，而且新生的社区社会组织间也存在合作困境，从而使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社会呈现一种板块化特征⑥。最后，社区自治零碎化困境。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由个体转变为集体的过程，是散落的珍珠变成有机联系的项链的过程。但由于资源不足和能力欠缺，社区自治呈现零碎化与无序化态势。组织体系的碎片化挑战政党整合效度。其三，价值体系的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群体利益的多元化，也带来价值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挑战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感召力。另一方面，社会意义的缺失导致社会认同的迷失，产生疏离感、颓废感、焦虑感和无序感，影响党进行价值整合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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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http://www.lp1901.com)。其四，公共空间的碎片化。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狂飙突进，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结构逐渐支离破碎：对外排他性的社区单位对单位内部物理空间的独占，使社区公共空间出现空间割裂的“孤岛效应”；行政化逻辑运作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封闭化趋向，使城市社会系统呈现分割化态势；随着社会分工的普遍、社会流动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发展、价值观念的转变、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居住格局的改变，城市面临着社区交往空间狭小和居民关系冷漠的世界性问题。总而言之，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诚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潜伏着不稳定”⑦，社会现代化需要政党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作为政党治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选择，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承担着破解社区社会破碎化和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重任。

另一方面，破解基层党组织悬浮化困境。面对社区社会破碎化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扮演“整合中心”的角色。因为，基层党组织是党员细胞的组织载体，是执政党的神经末梢，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相连的桥梁和纽带；而且，基层党组织一端嵌入国家机器和基层政府，一端渗入基层组织和千家万户，有着行政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组织优势。然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基层党组织存在较为严重的悬浮化问题。所谓基层党组织悬浮化，特指现代化进程中党的基层组织出现社会疏离或者说认同危机的倾向和状态。2005年，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存在疏离倾向，只有8.65％的受访者表示党群关系“很好”，有58.12％的表示“存在不少问题”。⑧2011年，湖南师范大学对执政党公信力的实证研究发现，党的公信力结构失衡，党中央、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之间以及政党领袖、党员干部、普通党员之间的公信力呈“倒梯形结构”，民众对基层党组织表示“信任”或“比较信任”的只有59.4％，对普通党员表示满意的也只有54.7％。⑨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高度警惕“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坚决遏制“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增进人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作为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试图既破解权力依托型党组织悬浮化困境，也解决社会嵌入型党组织悬浮化难题。从组织结构上看，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镶嵌入国家机器，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另一部分镶嵌入社会领域，以社会权利为依托。从当前基层党组织实际运作来看，这两个部分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悬浮化现象。由于经济市场化负面效应的扩散、科层制反功能的存在、民主制度的“悬浮”以及党性修养的欠缺，不少权力依托型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出现服务群众和融入社会的“四风问题”，甚至出现了郑永年所谓的把自己与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的“城堡政治”⑩。由于“总体性社会”的解体、自由流动空间的拓展和基层党组织“权力中心”地位的改变，使得权力依托型基层党组织难以有效伸入到无行政隶属关系、无资源纽带关系的新生社会空间，也使得党组织系统内部垂直运行与融入社会能力大大削弱，出现基层党组织运转的异化(“反转”、“空转”和“停转”)以及“开关”党组织、“口袋党员”的存在，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整合社会能力大大下降。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试图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功能(从行政性管理向嵌入式服务转变)，重新审视党组织扩展方式(从直接控制向间接扩张和增殖转变)，重新整合党组织内部体系(从街道党工委向街道大工委转变)，重新设计党组织运行机制(从垂直领导向协商民主转变)，有效破解基层党组织悬浮化困境。

三、基层行政整合

论及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功能定位，学术界初步意识到其具有的政党内部整合功能和外部社会整合功能，但很少学者看到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还具有基层行政整合功能。事实上，无论是从政党政治的规范意义还是从体制改革的实践视角看，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都拥有不可推却的行政整合功能。王长江认为，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固然在于获得民众的有力支持，但政党存在的价值却在于能对政府运作施加有效影响。(11)美国学者巴克尔认为，中国的国家是权力的外在制度表现形式(各种国家制度)和内在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并非纯粹的西方式政党，而是国家权力机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2)中外两位学者深刻揭示了政党对国家(政府)体制架构和机制运作的特殊意义。这意味着，政党组织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在结构上是协调的，在功能上是耦合的，在运行上是动态的，一方先导性变革必然带来对方适应性变化；宏观层面如此，微观基层也如是。换言之，城市基层党建体制创新必然要求城市基层政府体制变革，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是按照传统科层制原则构建的以权力重叠和职能分散为基础的部门集权与部门分割的“小部门”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它按照“最简单、最容易”的专业分工原则要求，割裂社会事务内在的有机联系，将一项完整职能分解成若干具体工作，由不同的人或部门承担；其二，它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由不同职能部门进行垂直管理。与政府体制相适应，镶嵌在国家机器中的基层党建体制也具有显著的横向分割、纵横一体特征。历史地看，这种基层管理体制和党建体制适应了计划经济要求，便于中央政府统一调拨资源，便于国家实现社会的“机械整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使政党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步基层化，国家通过第一阶段的社区建设，很快填补了单位体制解体产生的“管理真空”，但这种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在体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下，理性的政府部门纷纷自上而下建立众多、分割、排他性的行政链条，如市城管执法局—区城管执法局—街道执法中队—城管协管员—社区组织，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街道派出所—社区民警—安保队员(自行车巡逻员、外来人口协管员)—社区组织，市民政局—区民政局—街道社会事务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干事—社区组织，市劳动保障局—区劳动保障局—街道社会事务科—社区劳动保障干事(社区医疗保障干事)—社区组织，市计划生育与人口委员会—区计划生育与人口委员会—街道计生科—社区计划生育干事—社区组织，市残联—区残联—街道社会事务科—社区助残协理员—社区组织，等等。

职能运行上的条条分散引发“行政内耗”，产生“合作行动困境”。一方面，资源分割、信息不畅导致重复劳动、资源浪费。社区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需要多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但职能运行上的条条分散和部门隔离导致政府部门重复劳动和信息孤岛。例如，民政部门、劳保部门、公安部门、人口计生部门都从事人口信息采集，既带来人口基础信息重复采集，又产生信息孤岛，还存在信息失真问题；又如，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城管部门、环卫部门各自为政，分别从事社区协管事务(保安、绿化、保洁)，既出现重复劳动，又产生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另一方面，职能分散、职能交叉导致相互争利、相互推诿。例如，社区秩序与安全职能，分散于城管部门、环保部门、文化部门等；社区技术性服务职能，分散于民政部门、卫生部门、残联部门、劳保部门、综治部门等；社区保障性职能，分散于民政部门、劳保部门、残联部门、房管部门等。相同或者相近职能分散于政府部门，既出现职能交叉、权责模糊，也导致部门间相互争利和相互扯皮。

破解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产生的“合作困境”需要在政党领导下推进基层行政整合，需要构建基层党建与基层管理相互契合、良性互动的区域化党建体制和区域化协作机制。具体而言，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体制和区域化协作机制，一方面遵循“相同职能合并，不同职能分开”原则，重组街道社区公共服务组织，整合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武汉市称之为“八大员整合”)；另一方面，适应新的社区组织结构和综合管理、综合服务要求，以街道业务流程为导向，依托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这一平台组建“一室四部”(街道党政办公室、街道综合服务部、城市综合管理部、社会经济发展部、党务群团工作部)的大部门体制；再一方面，适应街道行政机构改革和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变化，建立由社区党组织、社区服务站党支部、社区协管片党支部、新经济组织党支部、社会中介组织党支部、社区文体协会党支部、新居民党支部、驻区单位党组织组建的“社区大党委”，建立依托党员服务中心由行政党组、社区大党委、“两新组织”协会党委组建的“街道大工委”，从而实现基层政党治理、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公共服务的协作化。

四、异度空间整合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得以重大拓展，人类的生存方式获得重大变革。人们不仅生活在有形、有界、真实的现实地理空间，而且生存在无形、无界、匿名的虚拟异度空间。“无网不在”已成为当下人们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知识都在网络上，思想都在微博上，朋友都在QQ上，情感都在短信上，购物都在淘宝上。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作为物理空间和现实生存的投射与超越，异度空间和网络生存已构成当代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对基层政党整合与秩序重构产生巨大影响。在网络生存和虚拟社会背景下，城市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嵌入实体物理空间，也要嵌入虚拟赛博空间；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不仅要充分发挥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功能，也要充分发挥对异度空间的整合功能；城市基层异度空间整合不仅要在价值理性意义上缩短异度空间的社会政治距离，而且要在工具理性意义上优化异度空间的党建信息资源。

缩短异度空间的社会政治距离。在社会转型期，网络社会所具有的超时空性、匿名性和符号性，一方面固然带来了网络社会互动的自由与民主，但另一方面也带来网络社会互动的松散与随意，产生社会距离和政治距离。作为异度空间存在者，“网民”的身份是匿名的、身体是“缺场”的、交往是符号的，因而人际关系是松散的、群体流动是频繁的、组织权威是缺失的，而且人际信任往往是欠缺的、人们内心往往是孤独的、社会约束往往是乏力的、集体认同往往是低度的，这进一步强化了现实空间的社会距离，给政党的组织整合和社会整合带来巨大挑战。同时，超时空的传播环境和传播介体颠覆了传统传媒的权威性和神秘性，多元化的传播信息和传播主体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话语权，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现实空间的政治距离，给政党的价值整合和社会整合带来巨大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异度空间，“网民”的自由化、个体化和情绪化，“意见领袖”的非权威性和话语权的随意性，往往滋生网络欺骗和网络暴力，极大地冲击现实社会政治秩序，需要执政党积极发挥政党整合功能，构建科学的网络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一致认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政党的社会适应逻辑要求，党的建设必须积极回应网络社会的严峻挑战。作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路径，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积极承担起缩短异度空间社会政治距离的历史使命和现实重任。其一，它突破物理空间局限，将现实空间中“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单位”、“支部建在楼上”的建党原则引申进网络，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网上”，联通实体组织与虚拟组织，吸纳流动党员和固居党员，建立“纵向接地、横向到边、斜向触网”的党组织网络体系，为异度空间中的政党整合营建了“桥头堡”和“铁营盘”。与“一维中心、条块分割”的传统实体组织相比较，这种“去中心化、平面化”的现代虚拟组织大大缩短了不同级别(区域、系统)党组织之间、同级(区域、系统)党组织之间、党组织(党员干部)与党员(流动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群众之间的政治距离和社会距离，从而有助于构建网络共同体。其二，它创新党的传播机制，深刻把握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交互性、开放性、快捷性、虚拟性、隐蔽性、多元化、个性化和去中心化特点，充分运用网站网页、博客微博、BBS论坛、QQ聊天室、电邮短信、视频音频、电子报刊、网上图书馆等方式传播党的意识形态，与党组织、党员、群众进行“即时、微距”接触，在意识形态“交锋”中传播主流价值，从而有助于实现价值整合。其三，它创新党的服务机制，通过创建综合性的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如宁波的81890，北京的96156，上海的88547，广州的96909)或专门化的党建信息服务平台(如重庆市委组织部的“12371”，宁波江北区、广州天河区、深圳南山区的“智慧党建”平台)，既服务党组织和党员，又服务社会组织和民众，在服务中凝聚党心民心。

优化异度空间的党建信息资源。信息资源是政党整合的重要基础，但信息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政党整合的有效性有赖于对稀缺的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城市基层党建信息化进程中，由于体制的路径依赖和部门的经济理性，部门集权与部门分割的“传统小部门”被投射到网络这另一维度的世界，形成“条块分割、条强块弱、条条运行”的党建信息资源配置与资源运行体制机制。为此，2006年国务院印发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整合各类信息系统和资源，构建统一的社区信息平台；2006年中组部印发的《2006～2010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严格要求：在“三网三库”的基础上，整合组织系统应用软件；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整合社区现有信息网络资源，整合区、街道、社区面向居民群众、驻区单位服务的内容和流程，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和服务网络。基于网络信息分割化的现实困境和网络信息综合化的政策导向，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或者通过基层党建信息管理综合化模式，即设计党建三维地图展示平台，建设党员IC卡、手机党建信息和互联社区网络等支撑平台，营建网上党支部、网上学院、党员动态管理系统、党员服务在线系统和网络问政系统等功能平台(如广州的“智慧党建模式”)；或者通过基层党建信息管理嵌入式方略，即将党员服务信息网嵌入社区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集成建设党员服务、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平台(如宁波的“81890”)，从而实现了异度空间党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巩固党的基层政权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的重要制度创新，扮演着“整合中心”角色，承担着内外整合功能。在社会深刻转型和单位党建式微进程中，区域化党建既要充分发挥政党内部整合功能，及时破解基层党组织结构碎片化、资源离散化以及基层党组织成员自我认同困境；又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整合功能，及时破解社区社会碎片化和基层党组织悬浮化困境；也要充分发挥基层行政整合功能，及时破解部门合作行动困境；还要充分发挥异度空间整合功能，缩短赛博空间的社会政治距离和优化虚拟空间的党建信息资源。惟其如此，方能稳固党的基层政权和实现社会和谐。当然，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整合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制度结构的合理和真正“落地”，这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任务。

作者介绍：卢爱国，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 桂林 541004) 陈洪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 桂林 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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